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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会通朱陆的原因探析

冯会明、孙玉桃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人。他是元代国之名儒,“毅然有志拔乎流俗,以径造高明之域。宋既内附,隐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1]成为承前启后的理学大家,会通朱陆为其学术最显著的特征。吴澄的朱陆会通思想,与其师承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抚州是陆学大本营,又是朱学的中兴地,有朱陆会通的深厚土壤

抚州,古名临川,抚河流经全境,山川信美,抚河冲积形成的赣抚平原是江西最大的平原,历来就是富庶之地。“抚于江西为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泽之利,民饱稻鱼,乐业而易治。”[2]曾巩在《拟岘台记》中,也曾描述了他家乡的富庶景象:“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警,发召之役也。”[3]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同时,抚州文化发达,为人文荟萃之区,“于江西号士乡”,“其俗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词”,[4]以才子之乡闻名于世。“临川之民,秀而能文,刚而不屈,故前辈名公,彬彬辈出,惟临川为盛。”[5]周必大在《抚州登科题序》中说,抚州“非特地大人庶,冠冕一路,而文物盛多,亦异他邦。”[6]已不是比屋弦歌、士子众多的层次,而是名家辈出的境界。“抚州古名郡,至本朝尤号人物渊蔽。德业如晏元献,文章如王荆公、曾南丰,儒学行谊如陆象山兄弟一门之盛。其余彬彬辈出,几不容伛指。”[7]

抚州金溪是陆九渊的家乡,是陆学的发源地,信州贵溪又是象山讲学的场所,以陆氏兄弟的学术名望,心学在这里有着深厚的土壤,抚州士子多从陆学,可谓是陆学大本营。但也有一批抚州学子,从学于朱熹,黄义勇、黄义刚、甘节等就是抚州的第一代朱门弟子。特别是朱熹知南康军后,朱学流风激荡,冲击着抚州这个陆学老巢,包显道、包详道、包敏道兄弟接连来到武夷精舍,由陆学转入朱门,受学于朱熹。南宋以后,陆学中衰,朱子学在此蔚然独行,抚州成为朱子学的中兴之地。而且朱陆两家交流活跃,理学和心学在此相互接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玉山学派、双峰学派、三汤之学,都显示出了朱、陆融合的学术特征。

元代的抚州及相邻的饶州等地,也深受陆九渊学说的熏染,心学的影响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吴澄对陆学心往神驰,认为自己与陆九渊,“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远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奋与?”[8]因此,《宋元学案》把吴澄列为“象山私淑”。从个人情感而言,吴澄对朱熹、陆九渊的人品、学术都非常崇敬。他称赞朱熹“如景星庆云,泰山乔岳”,是“豪杰之才”。又对陆九渊之学赞叹不已,他说:“青田陆先生之学,非可以言传而学之者,非可以言求也。……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语如震雷惊霆,虽百数十年之后,有如亲见亲闻也。”[9]他称誉象山“陆子有得于道,壁立万仞”,对朱陆二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心理上有和会、融合两家的情感。

二、师事程若庸与程绍开,得会通朱、陆学术之要旨,慨然以道统自任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吴澄16岁时,到临汝书院拜谒程若庸,正式师事于他,以后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得朱熹理学之真传。程若庸对吴澄十分欣赏,他在给吴澄《私录》的跋语中,对其大加赞叹:“若庸来此二十一,阅人多矣,未见年方逾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10]并将其子程仔复及族子程钜夫介绍给吴澄为友。

程若庸为饶鲁门生,饶鲁又是黄榦的及门弟子。因此,吴澄为朱熹的四传弟子。饶鲁是江右理学巨子,既不株守朱学门户,也是不拘泥章句,在学术上吸收陆学思想。“饶鲁虽在本体论、人性论上继承了程朱理学,但饶鲁不拘泥朱学,特别是在理学的方法论上,并不是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路线,而更多地吸收了陆九渊的明心论。”[11]《元史》也评价道:“余干饶鲁之学,本出于朱熹,而其为说,多与熹牴牾。”[12]《宋元学案》亦认为“双峰盖亦不尽同于朱子者”。 [13]侯外庐先生也指出,饶鲁的朱学中,“夹杂有陆学的东西”。[14]饶鲁虽出于朱门,在理气观、人性论等方面师承朱子,但在方法论上,又汲取了陆学的精华,呈现出和合朱陆的趋势。受饶鲁影响,程若庸就主张要认识天理就须从“心”入手,他说:“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心”成为人认识天理的必要前提。将“理”与“心”连接,体现了理心合一的理念。程若庸在《斛峰书院讲义》中把学问分为四等:“其一等曰圣贤之学,其二等曰仁义名节之学,其三等曰辞章之学,其四等曰科举之学。”[15]吴澄从程若庸那里第一次系统地接触了程朱学说,使他如醍醐灌顶,不再致力于科举词章之业,而专务圣贤之学。

吴澄又与道一书院山长程绍开交往密切,自称其弟子,《宋元学案》也把吴澄列为月岩门人。

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贵溪县百丈岭人(今属万年县)。程绍开是陆九渊的弟子,其学术渊源于陆学,又受“安仁三汤”,尤其受汤巾、汤汉的影响很大。安仁(今余江)汤氏兄弟讲学授徒,同宗朱学,而汤巾则兼收博采,在接受朱子学的同时,又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由朱入陆,融汇朱、陆而自成一家,并传其学于从子汤汉。汤巾、汤汉学兼宗朱陆,且汤汉“补两家之未备,是会同朱陆之最先者”。[16]

程绍开曾任抚州临汝书院教授,又掌教贵溪象山书院。咸淳八年(1272)在家乡贵溪百丈岭创办道一书院。程绍开在学术上反对持门户之见,在道一书院实行朱熹、陆九渊同祀,在书院主讲、传播和会朱陆两家之说,吸引了众多的门生弟子。

吴澄受程若庸和程绍开影响,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四《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四部备要本。吴澄学源于朱熹,作为朱熹四传弟子,在学术上以朱子为宗,奉朱熹之说为圭臬,致力于探寻朱学本旨,阐扬朱学未尽之蕴,且以圣贤之道自任,立志接武朱熹,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著《道统图并叙》,叙述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慨然以接武朱熹,承继道统自任。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17]吴澄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把道统的发展历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时期。两宋理学是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处于“贞”的最高位置,而吴澄以“贞”自任,表明自己欲跻身于宋代诸儒之列,作为朱子之后道统继承者的愿望。他以朱熹之后道统接续者自居,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表现出一位青年学子非凡的自信和自负。

程若庸、程绍开都是他的良师益友,吴澄的两条学术路径都与和会朱陆的思想密切相关。“吴澄得朱熹真传,又谙陆九渊心学之真瑞。”[18]吴澄之学脉,“兼出新安、金溪之间”,吴澄的师承之中,就有和会朱陆的思想渊源。正如全祖望所说:“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19]如果说程若庸传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理学基础,那么,道一书院程绍开“和会朱陆”的主张,更让吴澄“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和会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三、会通朱陆:吴澄理学的最大特色

吴澄总体上是属于程朱之学。元代虞集也说:“先生之学,程子之学也。”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四《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四部备要本。但又不迷信盲从朱学,对于朱熹等往圣前贤之学,要“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当去,存其所当存”[20],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朱熹思想。同时,又认为陆九渊之学出于孟子,也是尧、舜以来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同样是儒学之正统,而非狂禅。因此,吴澄在学术上不株守朱学,而是在朱学的基础上兼宗陆学,认为陆学中也有圣学不可或缺的学问,主张朱陆会合,互为补充。全祖望既说吴澄“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21],又说吴澄“草庐多右陆”[22],呈现出明显的朱陆合流的学术特征。“对宋末理学家那种一味排斥陆学的偏差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校正,而且较为自觉地兼取陆学之长,从而促进了理学中心学因素的增长。”[23]

吴澄通过承袭朱熹以理为本的理本论,又扬弃其“理先气后”的主张,同时吸收陆九渊“心外无道”“道器不离”的观点,提出了“理气未始相离”的理论,使其本体论更切近于人伦日用。在认识论上,吴澄既继承朱熹即物穷理的观念,又肯定陆九渊“先立乎其大”的重要性,主张将二者结合,通过会通朱陆,吴澄建立起了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

在理气关系上,吴澄沿袭了朱熹的理气论,提出了“理在气中”“理气未始相离”的哲学命题,但又吸收了陆九渊的“心本论”思想,提出了“道具于心”的主张,认为道存在于心中,无心外之道。道为宇宙的本体,存于天地间,又为心所固有,因此,只需求诸本心而不必外求,从而将朱熹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进行了融合。吴澄的工夫论也兼具朱陆之长。对朱陆一直以来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吴澄主张二者并重,而不可偏失。

在道德修养和为学之方上,朱熹提出“道问学”的为学之方,通过读书穷理,格物致知,日积月累,达到豁然贯通;陆九渊则提出“尊德性”的修养方法,关键在“先立乎其大”,要先明本心。朱熹讥陆学为禅学,陆九渊则讥朱学为支离,双方存在很大分歧。

吴澄主张以“尊德性”为体,“道问学”为用,提出了“内以主敬以尊德性”,“外以格物而致知”的修养方法,既反对“博展于外而无得于内”,也反对“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企图调和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矛盾。他说:“人人则可圣,盖由乎学,以复其性。复性之学,其功有二:知性其先,养性其次。若何而知?格物穷理;若何而养?慎行克己。”[24]认为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复其天性,才能成圣成贤。而复性之法则是先格物穷理以知其性,再慎行克己以养其性。要先读书明理,再存心养性。读书是手段而非目的,经典之书是圣人言行的记录,是明理最重要的途径。而天理为本心所固有,通过内心的反思可以得见天理。因为道具于心,不必外求,吴澄很认可陆九渊至简至易的方法。他说:“呜呼!道在天地间,今古如一,人人同得……能反之于身,则知天之与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扩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盖以是。岂不至简至易而切实哉?不求诸我之身,而求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悯也。”[25]

吴澄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解释为“尊德性”是为学的目的,而“道问学”则是所由之途,是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手段。他认为朱熹与陆九渊两人:“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26]把陆学的“高明简易”与朱学的“笃实邃密”结合起来,要弃朱陆两家之短,以集两家之长。他在教育弟子时,著《学基》一篇,使知德性之当尊,又著《学统》一篇,使知问学之当道。既要尊德性,又不可无道问学之功。

吴澄认为,朱陆两家都强调躬行践履、真知实践,朱陆之教是同一的,只是后来的门人夸大了他们学术的差异。朱陆之争,是由两家门人引起的。他在《送陈洪范序》中说:“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27]

吴澄批评朱子后学,“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甚至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28]对一些朱门士子为了举业诵习朱学,将其当作进身求仕的敲门砖,“假为希世宠荣之资”的学风提出批评,认为正是这种风气,导致了士大夫的无识、无耻、无守。“无识则不知廉介之可尚;无耻则不知贪黩之可羞;无守则为子孙之计,为妻妾之奉,为饮食衣服之不若人而厌贫羡富,以至苟利忘义也。”[29]而陆学则重视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注重操守、廉耻、气节。

同时,吴澄也批评“槐堂诸儒”等陆门后学,热衷门户,严立门墙。“今人谈陆子之学,往往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未能知陆子之所以为学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求之哉?……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30]认为没有一个陆门后学能真得陆子心法,导致陆氏之学“孤绝而无传”。吴澄希望陆门后学,在坚持本心论的同时,也要兼取朱学格物致知、笃实的为学工夫,才能使陆学避免谈空说妙而流入禅门。同样,朱门子弟,在坚持笃实的为学工夫的同时,也要兼取陆学“简易”的本心论,才可避免朱学的“支离”之病。

总之,吴澄力主会通朱陆,致力于建构兼容朱陆之长的理学新体系。

四、综其前,启其后——吴澄的学术地位

吴澄学术宏博深远,著作等身,名震朝野。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当与吴澄问难论辩后,不由感慨道:“'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其身。”[31]时任中书左丞的许师敬称吴澄为“国之名儒”,他言于帝曰:“吴澄,国之名儒,朝之旧德。今请老而归,不忍重劳之,宜有所褒异。”[32]揭傒斯奉诏所撰的吴澄《神道碑》,开篇即云:“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33]把吴澄与许衡并尊为南北学者之宗,因而有了“北许南吴”之称。四库馆臣亦评价道:“当时盖以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然衡之学,主于笃实以化人;澄之学,主于著作以立教。”[34]将他所著《春秋纂言》《易经纂言》《仪礼逸经传》视为《四库》之“典核”。

泰定三年(1326),张珪上疏朝廷起用吴澄,认为吴澄是天下儒士之冠,“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评价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经学之师,当代寡二。”[35]

明英宗宣德十年(1435),吴澄从祀孔庙,在诏令中评价道:“元之正学大儒,许衡、吴澄二人……二人之卒皆谥文正……盖澄问学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明代学者韩阳在《吴文正集序》中,赞叹吴澄有功于圣门,有功于来学:“先生才智过人,默悟斯道,远溯洙泗之流而穷其源,近绍程朱之统而得其要。上焉天文,下焉地理,与夫九经之微辞奥义,以至诸子百家之言,罔不研究,真知实践而各臻其极。有功于圣门,有功于来学。”[36]

吴澄的学说以“朱学为本,兼综陆学”,为元代理学昭示了新的方向。徐远和先生认为吴澄“始终比较自觉地继承和发挥朱熹的理学思想,不过,他较少门户之见,不是株守一家之言,而是兼取诸家之长,以补朱熹理学之短。……从总体上来说,吴澄宗朱兼陆,不私一家,不失大家风范。”[37]

陈来先生也认为:“南方以吴澄为代表的理学流派,传承有自,基础深厚,群体更广,思考也更为细致深入。”[38]因此,“晦庵之后,终是草庐”。吴澄会通朱陆,基本上是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吸纳心学的因素,代表了元代理学发展的方向,最终导致明代心学的产生。

总之,吴澄上继孔孟之道,近承程朱之统,并得道统之要,位于道统之列。“吴澄的心性学说是理学从宋代以朱子理学为主向明代阳明心学转折的过渡环节,是宋、明两代承上启下的转折。综其前,启其后,这便是吴澄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中的地位。”[39]

刊《朱子学研究》编委会编:《朱子学研究》第36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1年。


【作者简介】冯会明,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和江西地方史;孙玉桃,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宋明理学乡村礼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9YJA720006)阶段性成果。

[1]吴澄:《吴文正集》附录,危素《年谱并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925页。

[2]谢薖:《竹友集》卷八《狄守祠堂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603页。

[3]《曾巩集》,载金锋主编《唐宋八大家集》第4册,九州出版社,2003,第408页。

[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九《江南西路·抚州》(惧盈斋刻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第341页。

[5]黄榦:《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七《临川劝谕文》,中华书局,1985,第151页。

[6]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四《抚州登科题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74页。

[7]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八《抚州重建教授厅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933页。

[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七《象山先生语录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91页。

[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七《象山先生语录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91页。

[10]吴澄:《临川吴文正公外集》附录程若庸文,明成化二十年(1484)刻本。

[11]徐永文:《南宋赣东北朱子后学初探》,《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2]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胡一桂传》,中华书局,1976,第4322页。

[13]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2812页。

[14]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人民出版社,1997,第731页。

[15]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第2820页。

[16]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第2843页。

[17]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中华书局,1976,第4013页。

[18]  王素美:《吴澄的理学思想与文学·引言》,人民出版社,2005,第2页。

[19]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序录,第3036页。

[20]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孝经叙录》,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2页。

[21]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序录》,第3036页。

[22]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四《师山学案·序录》,第3125页。

[23]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第758759页。

[24]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三《率性铭》,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32页。

[25]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七《象山先生语录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91页。

[26]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第3037页。

[27]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七《送陈洪范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90页。

[28]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〇《尊德性道问学斋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422页。

[29]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八《送河北孔君嘉父官满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99页。

[30]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八《仙城本心楼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00页。

[31]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第4011页。

[32]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第4011页。

[33]《揭傒斯全集》,李梦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54页。

[3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吴文正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第1428页。

[35]  虞集:《道园学古录》,商务印书馆,1937,第750页。

[36]  韩阳:《原序》,见《吴文正集》附录,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924页。

[37]  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第124页。

[38]  吴长庚主编《朱熹与江西理学》,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第2页。

[39]吴小红:《元代卷》,载《江西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222页。

编辑/初审:卢庆辉

    复审:胡荣明 

    终审:徐公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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