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个目的，而非一个手段。——康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最顶尖的公立大学。曾在伯克利工作和深造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于69位，在2015年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伯克利位列全球第三名。伯克利哲学系也非常的优秀，在2015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哲学专业中排名全球第9位。伯克利哲学系在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上对西方哲学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著名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Davidson），保罗·格莱斯（PaulGrice），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之一”塔斯基（Alfred Tarski）都曾在这里任教。 “这里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没有被发现价值的问题”——短短4个月的交换，我听过的印象最深的话莫过于这句了。这句话并非出于一个教授之口，而来自于一个伯克利哲学系的大二学生。哲学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由问题来维持的。不断地追问，不断地反思，让哲学的生命力变得愈发强盛。在伯克利哲学系的课堂上，你永远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无尽的问题与对问题的争辩。这段交换历程中，在学习方面，对我影响最深的也就是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生命。 约翰·塞尔（JohnSearle）教授的“philosophy in society”一课让我印象深刻。83岁的塞尔教授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在西方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界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他最著名的贡献即是提出了“中文房间”这一思想实验，它对“强人工智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不仅仅在哲学界，在政治领域，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斗士——他曾是第一位参加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教授。塞尔教授的课上不仅仅有哲学专业的同学，也有认知科学专业以及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同学。课堂上同学们不断地批驳塞尔教授的观点，指出各种反例，而塞尔教授十分欢迎同学们的这种反驳。而GSI（Graduate Student Instructor）的问题则会更加尖锐，但塞尔教授往往会给出十分有力的自我辩护。在这种相互辩驳的过程中，课堂的氛围被极好地调动了起来。塞尔教授在课上会经常提及他与一些著名数学家或者哲学家的讨论，比如塔斯基（Alfred Tarski）、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托马斯·内格尔（ThomasNagel）。塞尔教授既尊重他们的学术贡献，但也会经常提出各种对这些哲学家观点的反驳。他在谈及伯纳德·威廉姆斯的时候，称伯纳德·威廉姆斯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聪明的几个人之一”。他在谈及福柯的时候，提及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塞尔对福柯说：“你的有些作品写的很不清楚。”福柯说：“如果我按照你那样写的那么清楚，在法国人没有多少人会把它当回事。在法国你想引起别人对你的关注，至少要有10%的部分是人家无法理解的。”在我印象中，塞尔教授最敬重的是塔斯基，他说自己曾被塔斯基“一千多页的论文深深地震撼了。” Professor Timothy Clarke 的“Special Topics inGreek Philosophy”一课让我对古希腊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用一种十分清晰的方式去重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的论证，其中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以及普罗泰戈拉的观点的重构让我印象极深。这门课上，教授会指定几门必读书，并且在讨论每一个思想家的时候，都会附上一篇讨论这个思想家某一思想最为深刻的论文。Professor Timothy Clarke上课时非常尊重同学的提问，有时当他认为某一个问题很有价值的时候，他会让整节课都变成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讲了多少，而是学生真正思考了多少。他的这种对学生的关怀与尊重深深感动了我。几乎每次课上课下，我都会主动地向他提问。记得有一次他讨论赫拉克利特，我在课下和他说“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和佛教思想有某种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他感到很惊讶，虽然他认为两者之间因为地域的原因不可能有实际的思想交流，但他很肯定我的思考。回到国内后，我和他通信时，他说“有你在我的课堂中我感到很高兴”。 Professor Tim Crockett 的“Locke”重点分析了洛克的著作《人类理解论》。他在每堂课上都以一种十分清晰的形式重构了笛卡尔、洛克、莱布尼茨以及贝克莱的种种观点的论证。在这种极其清晰的论证重构过程中，同学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各种观点的对立，同时更清晰地把握了这些哲学家是如何论辩的。《人类理解论》是一本影响极其深远的经验主义著作。虽然洛克的语言已经非常清晰，但是在某些观点上，洛克处理的比较模糊。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洛克的实际观点，助教Adam会在课堂上经常和Professor Tim Crockett辩论。助教Adam认为在诠释洛克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洛克实际上说了什么，即洛克即使有些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应该承认洛克在这些观点上是错的。但是Professor Tim Crockett会认为在诠释洛克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洛克应该说了什么，即如何化解洛克自相矛盾的观点，同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在这种诠释立场的对立上，课堂不仅仅局限在了讨论洛克的文本上，同时上升为一种对学术态度的讨论，即真正的诠释学究竟是注重“is”（观点实际是什么），还是注重“ought”（观点应该是什么）。 汉斯·斯鲁格（HansSluga）教授的“Individual Morality & Social Justice”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汉斯·斯鲁格教授是伯克利威廉和特鲁迪·奥斯法尔哲学教授，长期从事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的交叉研究。汉斯·斯鲁格教授的这门课让我真正理解了哲学的美和一种哲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感。他用极其清晰的语言介绍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再到摩西十诫，再到康德的“绝对命令”，最后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讲授康德的“绝对命令”时，他用一种极其优雅的语调说出了康德的名言：“Two things fill mewith constantly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longer and more earnestly Ireflect 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s without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定律。) 虽然康德的体系庞大而复杂，但是汉斯·斯鲁格教授会极其智慧地捕捉康德伦理学思想体系的主干，并极其流畅地将其展现出来。他在课上分析了“绝对命令”的实际含义，并且提出了一些对康德“绝对命令”的批评以及可能的回应。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课是他讲“死亡”。上课一开始，他用极其悲痛的语气说：“很不幸，上个星期我们这个班上的一个同学在洛杉矶因为车祸去世了。我们永远无法预知自己会在什么时刻离开这个世界。甚至那些和我们近在咫尺的亲人，我们也永远无法预知自己能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还有多久。但是生命还要延续，我们的生活还在前行。”在他的课上，几乎每一个同学都十分专注，因为他讲课的目的不仅仅是讲授哲学家的思想，同时也是在不断培养学生的灵魂，去让学生在与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对话过程中，寻找哲学的思辨之美。在他的课上，哲学不是沉闷乏味的，而是充满了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一种对人类伦理道德的深刻守望。课程结束的时候，所有学生都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位78岁却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哲学在根本意义上，不仅仅是对理性思维的锻炼，更是对内在灵性的塑造。几乎每次下课，我都会和汉斯·斯鲁格教授从教学楼一路讨论到哲学系门口前。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当天天气比较冷，但是我和教授在哲学系门口前站着讨论了20多分钟。教授的耐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也在结束说“我很喜欢你的问题”。在我离开伯克利之前，他专门带我到了他的办公室，并把他今年出版的著作《维特根斯坦》中文版送给了我。 伯克利几乎所有的课程每个星期都有一个discussion section（讨论课），哲学系的课程也不例外。在一小时的讨论课上，助教会带领10个学生重构教授上课的内容，把教授的论证逻辑清晰地梳理出来。在讨论课上，助教会不断向同学提问，并且会和同学进行辩论。在我的印象中，讨论课往往能把教授上课最精华的内容总结出来，并且以一种极其清晰简明地方式说明教授论证的思路。“Locke”的discussion section让我印象最深，助教Adam往往能以一种非常简明易懂的方式表现洛克思想的深刻之处，同时尽可能地在洛克模糊的文段中，揣测出洛克真正的用意。我记得一开始参加讨论课的时候，自己并不是非常适应。但是助教Adam不断的鼓励让我渐渐适应了这种讨论形式，不到2个星期，我就完全融入了其中，并且在课上积极地与同学讨论。不论是lecture还是discussion section，我听到的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good question”。教授和助教非常欢迎同学的提问，而且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问题的价值，同时积极地肯定同学的提问。在这种鼓励式的教育模式下，同学学习的积极性被大大提高，而且一堂课下来会觉得收获极大。 伯克利哲学系的论文要求很高，一般每篇论文是6到8页。写论文之前要和GSI讲清楚自己的想法。我记得我在写最后一篇“Special Topics in Greek Philosophy”的论文的时候，我找了GSI三次，去了教授两次officehour（office hour是教授每周一次大概两到三个小时的办公室开放时间，即任何学生在这个时间段内，可以随时到教授的办公室向教授提出任何问题，教授将积极地回答这些疑问），同时还和同班的同学讨论了很多次。这些交流对我最终论文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即使你和GSI讲清楚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也确实认为你的观点是有价值的，这并不能推论出你的论文会拿到高分。GSI批改的时候会每句话每个词地看，挑出不清晰模糊的地方——哲学论文要求让任何一个非哲学专业的人看懂。这种对论文的清晰性和严谨性的追求使得同学们不断追求更具体、更深入、更简练的论文。同时，要想拿高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突现你的观点在学术界的重要性。换言之，你要证明为什么你的观点是对的，你的对手的观点是错的，或者说，你的观点为什么比你的对手的观点更好。这种要求就需要同学去查找各种资料，去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有哪些权威已经给出了“权威”的回答，自己如何去反驳这些“权威”的观点，并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比这些所谓的“权威”更好。在这种系统的训练中，伯克利哲学系的学生都会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去写论文，即专门地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哲学问题，并在极其具体的问题中彰显思辨的张力，即不断地挖深这个问题，从而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穷尽”。 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伯克利大学共有32个图书馆，一共藏有1000多万本书。光是哲学系的图书馆就有10000多本书。伯克利的图书馆非常重视对古籍的整理和收藏。不论是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版，还是唐纳德·戴维森（DonaldDavidson）的亲笔手稿，伯克利图书馆都极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每当我将一本一本哲学经典著作从书架上取下的时候，我深感手上触摸的不是一本一本书，而是一个又一个充满了灵气的灵魂。它们或激烈，或平静，但无不是对人生终极命题的深刻思考。我印象最深的书是在伯克利哲学系图书馆二楼的《数学原理》。这本书是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曾对维特根斯坦有很深的影响。书中全部都是公式和推演。在这本书中，怀特海和罗素用了360页去证明1+1=2。这在很多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恰恰体现了他们对于真理深切的渴求以及令人震撼的毅力。 伯克利哲学系门口，摆着一个木制的长凳，是专门用来纪念著名哲学家Paul Grice的。每当我看到助教和同学坐在上面激烈地讨论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来自于他们说话的力度，不来自于他们说话的内容，而在于他们说话的状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权威说了什么，不管别人怎么批评你，当你确信从你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即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无误的时候，勇敢地把它说出来，证实它，为它辩护。在我看来，这才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精神。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参观了伯克利化学系。进入化学系的门口，左手边的墙上整齐地挂着13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照片和他们的个人介绍。右手边的楼梯像DNA链一样螺旋上升，仿佛在预示着永无止境的科学精神。不仅仅是学术，伯克利的体育也非常的突出。如果把伯克利大学单独作为一个国家，它可以在奥运会金牌榜上排第六。我经常会去伯克利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从早上六点一直开到凌晨1点。无数的人在这里来来出出，流下了无数的汗水，也留下了对运动深深的热爱。除了学术和体育，伯克利的校园环境也让我印象极深。伯克利所有的图书馆和洗手间门口都有一个专门为残疾人设置的按钮，按下这个按钮，门会自动打开，方便残疾人进入。校内处处都是松鼠，这里的松鼠不怕人，尤其是有食物的时候，松鼠会跳到人的身边，摆动自己的尾巴以示友好。不仅仅是在校内，在校外也可以感受到细节的力量。伯克利市的公交车每当停站时，都会向路边倾斜一点，这样是为了让乘客更方便上车，特别是残疾人。文明是一种力量，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它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上升为一种国家的自信。 离开伯克利已经一个月了，但是塞尔教授充满激情的课堂，图书馆内那些排列整齐的哲学书籍，以及伯克利街道上流浪汉们灿烂而幽默的笑容，依然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深信，即使再过很多年，这些画面依然会十分生动，因为真正感动我的不是这些画面本身，而是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人文精神。来源：哲学系学生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