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女性——剑桥大学女哲学家社团

By 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首发：《中国社会科学报》 

“哲学界的女性代表严重不足。通过各种谈话、研讨会和工作坊，我们为女性哲学家在剑桥大学以及更广领域所做出的哲学学术工作提供一个论坛，以促进交流并庆贺她们的成果。”[1]这是剑桥大学女哲学家社团（Woman in Philosophy）的开篇宣言。2010年，剑桥大学哲学系的三位女性毕业生有感于哲学研究中女性所处的尴尬局面（例如，某些哲学学术会议中时常只有一两位女性参加），以及女性代表的严重不足，创建了剑桥大学女哲学家社团, 其目的就是要为哲学研究中的女性研究者创建一个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以及展示成果的平台。

剑桥大学每学年有三个学期，女哲学家社团每学期都会有三次正规的学术活动，向全校师生开放。这些学术活动可能是某位女哲学研究者的报告，或者是大家对于某一学术问题的讨论，或者是请到著名哲学家来做女性相关的主题演讲。每逢这样的学术活动，社团的组织者都会带来自制的蛋糕和茶点与大家分享，在轻松自由的气氛中讨论存在、自由、正义、美德、等等这些传统意义上由男性主导的哲学主题。实际上，许多男性研究者也被这种自由平和的氛围所吸引，我参加了几次女哲学家社团的学术活动，都见到男性研究者的身影。对哲学感兴趣的人们，不论男女，都参与到亲切的谈话中，品尝美味的茶点，分享世界之本质的看法，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会心的微笑。

与此同时，剑桥大学女哲学家社团还希望能够通过相关的社会调查推动学术制度的改革。2011剑桥大学女哲学家年社团参与了英国女性哲学协会（Society of Woman in Philosophy）主导的“英国哲学研究中的女性”[2]调查。该调查报告显示，相比于其他学科，哲学研究中女性的比例严重偏低。尤其是在硕士阶段之后，包括博士、博士后、讲师、教授……。在哲学研究越往后的阶段中，女性的比例越低（本科阶段女性比例为46%，这一比例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就急剧下滑，而以哲学为职业的女性只占19%）。该报告认为，女性研究者在哲学研究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依据该报告，英国女性哲学协会向政府建言，希望能推动相关政策的改革。

除了学术活动和调查研究之外，剑桥大学女哲学家社团还尽力协助女性哲学研究者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例如，协助女性研究者兼顾家庭事务和学术研究，为女性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术研究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在女哲学家社团系列活动的推动之下，剑桥大学的女性研究者相互鼓励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代表性。

女性在剑桥大学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经历了艰苦而漫长的抗争。在19世纪末以前，剑桥大学与当时的其他大学一样，是不招收女性的。直到1869年格顿（Girton）学院的建立和1872年纽纳姆学院（Newnham）院的建立，女性才得以到剑桥大学读书。在此之后，其他学院在各种压力之下，开始招收女性。然而，即使到了20世纪中期，女性在剑桥大学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她们不能与男士们一起出席讲座，不能在开放教室进行科学实验，不能参加考试，甚至被拒绝授予学位。这些情况直到近50年才得到改善。女性受教育尚且如此艰难，而女性学哲学以及从事哲学研究，就更加艰难了。少数进入哲学界的女性都是通过私人教师学习哲学，或者是自学成才的贵族。只有通过家族的关系，少数对哲学感兴趣的贵族女性才能与当时著名的男性哲学家进行哲学讨论。

然而，与歧视和偏见的不断斗争当中，剑桥大学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女哲学家。这其中包括：协助创办哲学期刊《分析》（Analysis）并担任该期刊编辑的女哲学家玛格丽特·麦当娜（Margaret MacDonald ，1907-1956）；曾任曼切斯特大学哲学系主任以及亚里士多德协会主席的著名哲学家桃乐茜·艾米特（Dorothy Emmet，1904-2000）；剑桥语言研究中心（Cambridge Language Research Unit）的创立者玛格丽特·马斯特曼·布雷斯维特（Margaret Masterman Braithwaite，1910-1986）；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将维特根斯坦学说引入英国的著名语言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克姆（G. E. M. Anscombe，1919-2001)；著名认知理论专家萨塞克斯大学认知与计算机中心的创立者玛格丽特·伯顿（Margaret Boden，1936-）；罗尔斯的学生著名政治哲学家、名誉勋位获得者奥尼尔欧若拉（Onora O'Neill，1941-），圣约翰学院的第一任女院长心灵哲学家简·赫尔（Jane Heal，1946-）；等等。

女性在哲学学术界的劣势地位，并不是剑桥大学独有的现象。在东方，在中国，女性在哲学界也同样成为男士们的笑柄。最能体现男性对哲学女研究者态度的就是周国平先生的名言“研究哲学，对女性和哲学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周先生的慨叹似乎透着对女性的怜悯，然而在我看来，这句话本身才是对女性和哲学最大的伤害。暂且不提对女性的伤害，如果没有女研究者的贡献，作为人类对事物的根本性质之思考的哲学学术，将损失一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没有了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哲学学术的发展也将遭遇凋零。所以说，女性在哲学研究中的劣势地位，不仅仅是事关女性的紧要问题，也是事关整个哲学学术的紧要问题。

女性在哲学学术界的劣势地位不仅是“不利”的，同时也是“不义”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保证基本的机会平等的社会。这其中包括：受教育的平等、谋求职位的平等、晋升机会的平等……。如果女性在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与男性同样优秀（暂且不提判断孰优孰劣的标准大多都是由男性哲学家确定的），女性就应与男性有同样的获取职位与晋升的机会。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各高校哲学系的女性研究者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很难得到晋升。这其中不排除女性为家庭所累的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制度和观念的问题。

当然，任何趋向平等的转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另一方面，任何转变也都不可能自动达成。如果那些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群体一味地忍气吞声，不平等的程度只会越来越深。因此，为了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为了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哲学学术生态，哲学界的女性们应携起手来，相互支持，不惧非议，坚毅前行。

[1] http://www.phil.cam.ac.uk/seminars-phil/women-in-phil

[2]http://www.swipuk.org/notices/2011-09-08/Women%20in%20Philosophy%20in%20the%20UK%20(BPA-SWIPUK%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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