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影响汉语汉字观的三大西方理论探析
前 言
作者 | 文贵良
原文载 | 《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4月 10-15页
作 者 简 介
文贵良 (1968-) , 男, 湖南桃江人,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 一种带着西方胎记的汉字汉语观被传入中国, 这种观念的内容主要有:在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分中, 汉字属于象形文字, 而象形文字处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 所以汉字处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在语言类型的区分中, 汉语属于孤立语, 属于单音节的语言, 因缺乏屈折形式, 在表达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方面, 远远比不上屈折语。简言之, 汉字汉语属于落后的、野蛮的文字语言。形成这种汉字汉语观的学术理论主要有:黑格尔提出的历史进步论, 认为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处在人类文明的幼年阶段;以洪堡特和马克斯·缪勒为代表的语言类型学, 把汉语归入孤立语, 而孤立语处在人类语言发展的最初阶段;以达尔文和施莱歇尔为代表的语言进化论, 认为语言是一种有机体, 适者生存。不过, 到了20世纪, 西方的著名学者如雅斯贝尔斯、萨丕尔、罗宾斯等对此进行了批判。
晚清民初对汉语汉字的认知,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 已经跳出传统的汉字文化圈。其中, 从明朝开始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 结合自身学习汉语的经历, 或编纂字典, 或编写汉语教科书, 或翻译圣经, 或设计汉语拼音的方案, 或探讨学习汉语的方法, 都是在中国-欧洲的世界语言框架中认知汉语。当然, 除了传教士, 还有西方学者, 甚至西方的官员, 他们对汉语的研究也拓展了对汉语的认识。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开始, 一种带着西方胎记的汉字汉语观被传入中国, 这种观念的内容主要有:在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分中, 汉字属于象形文字, 而象形文字处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 所以汉字处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在语言类型的区分中, 汉语属于孤立语, 属于单音节的语言, 因缺乏屈折形式, 在表达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方面, 远远比不上屈折语。简言之, 汉字汉语属于落后的、野蛮的文字语言。在中国古代的知识谱系中, 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观点, 其实汉字因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而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甚至有人认为汉字汉语在东南亚的地位就像拉丁语在欧洲的地位。那么上述关于汉字汉语落后野蛮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大约在19世纪前, 西方人对汉语汉字的认知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 在认识论上, 他们认为汉语汉字难学。第二, 在价值论上, 他们大多不会贬低汉语汉字, 相反还不乏赞扬汉语汉字的学者。
早在17世纪, 英国人Jone.Webb (1611-1672) 认为汉语是亚当的语言。Webb从结构方面论证说, 因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 其结构又最简单, 所以显然必定是最原始的语言。有人认为这正是汉语独一无二的结构的发现对十七世纪的欧洲语言学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一个方面。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对中国文明和汉语汉字持有很高的赞誉态度。他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汇集在大陆的两端, 即欧洲和Tschina (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 。莱布尼茨曾经试图通过词根的相似性, 寻找各种语言之间曾经存在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证明“一切民族都是同源的并且有一种原始的根本语言”的观点。他曾经向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传教士请教关于汉语的问题, 并且曾满怀希望地把汉字作为通用语言的符号。尽管他后来对汉字作为通用语言符号的想法慢慢失去了信心, 但他对中国文化与汉字汉语的重视却不能忽视。又如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瓦罗 (Francisco Varo, 1627-1687, 另一中文名字是万济国) 赞美汉语是有着优美修辞的语言。他在《华语官话语法·弁言》中反对了贬低汉语的两种观点, 即一些人认为“中华帝国的通行语言即汉语没有语法和规则可言, 其形式也不适合优美的文体”;还有一些人“承认中国人无论在说话还是著文时都是很懂得语法和修辞的。然而他们补充说, 要把中国人的语法翻译成我们的语法非常艰难”。[4]在瓦罗看来, 汉语与欧洲语言相比, 虽然音节少, 使得汉语看起来像一种“蛮荒语言 (barbarous language) ”, 但汉语“是一种有着优美修辞的语言, 有大量的同义词来表示同一个事物”。又如十九世纪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 (Robert Marrison, 1782-1834) , 是第一个前往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谈论汉字的四声五声, 汉字的单音节性, 汉语的词无词尾变化 (indeclinable) , 都是客观陈述, 并无价值评判。他认为如果采用西方的正字法 (orthography) , 学习汉字的语音就非常容易。
十九世纪后期开始, 中西方对汉字汉语的评价却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仍然认为汉字难学, 汉字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成为清政府落后的主要原因。第二, 汉字作为象形文字不如拼音文字, 因为象形文字停留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上, 原始而落后, 而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拼音文字, 代表着世界的进步与文明。19世纪影响汉语汉字价值观的因素,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理论: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论, 施莱格尔、洪堡特、马克斯·缪勒等人的语言类型学, 达尔文和施莱歇尔的语言进化论。
黑格尔 (1770-1831) 在《历史哲学》中以空间为线建立了时间性的历史进步观。他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发展, 亚洲是起点, 欧洲是终点。这里的“东方”指的是亚细亚, 包括中国。东方代表历史的“幼年时期”, 中亚代表历史的“少年时代”, 希腊代表历史的“青年时代”, 罗马代表历史的“壮年时代”, 日耳曼代表历史的“老年时代”。他强调, 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振的”, 而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美的成熟和力量”。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后, 得出一个结论:
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 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对于这样一个观点, 首先要考察黑格尔是怎么得出来的。黑格尔认为观察历史的方法有三种, 分别是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其中哲学的历史指用理性考察的历史。那么理性到底是什么呢?黑格尔说:
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 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黑格尔又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内在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精神。因此, 主宰世界的“理性”与内在决定的“精神”似乎可以贯通。在黑格尔看来, 精神既是一种对象, 又是一种运动过程。精神的运动具有特殊性, 精神是和它自己斗争着。精神的发展不但表示那只是自己发展的形式, 而且还表示着要获得一个有确定内容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精神自己, 便是依照精神的本质, 依照自由的概念的精神。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便成为自由意识的历史。世界历史发展阶段表现为:第一阶段, 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第二阶段, 精神发展到了自由意识状态, 但仍然和自然相连;第三阶段, 精神从第二阶段的与自然相连的自由状态提升到纯粹的普遍性, 提高到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此精神的自由性成为黑格尔评价历史的唯一标准。黑格尔以此来观照中国历史, 认为中国历史取决于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就是专制的皇帝。因此中国人的精神基本上处于第一个阶段, 即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 或者说只是向前走了一点点。“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的状态虽然说不完全等同于动物的意识状态, 但至少可以说还停留在人类原始的蒙昧阶段。
那么在黑格尔看来, 是什么因素造成中国人的精神一直处于自然状态呢?除了他认为的中国一直处于皇帝这一实体的专制统治之下外, 似乎还可以从他对汉字汉语与中国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中找到某种答案。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科学重实用, 重经验, 缺乏自由的、想象的色彩。就文字与科学的关系而言, 中国的文字成为科学发展的大障碍, 或者说,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科学兴趣, 得不到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他把中国文字分为“口说的文字”和“笔写的文字”, 后者并不表示声音, 而是用符号来表示观念本身。他认为这是一种缺点, 于是对莱布尼茨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黑格尔根据西方语言的拼音特征而批判汉字:
我们“口说的文字”之所以成熟到了明白清晰的地步, 乃是由于每种单纯的声音都有寻出符号的必要, 随后阅读了这种符号, 我们便懂得清楚地发音。中国人在文字中缺少了这一种正字拼音的方法, 不能使声音的订正成熟到可以用字母和音节来代表清晰的发音。他们的“口说的文字”是由琐屑无数的单音字所组成的, 这些字每每包含不止一种意义。要把意义表白分明的唯一方法全靠那联系、重读和发音———或快, 或慢;或轻, 或高。
很明显, 黑格尔对汉字汉语的评价有着鲜明的西方声音中心主义色彩, 即“用字母和音节来代表清晰的发音”的西方拼音文字和语言标志着人类成熟的进步的文字语言;而“由琐屑无数的单音字所组成的”中国人的“口说的文字”因很难把意义表白分明而处于落后的阶段。因此, 中国的文字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大阻碍。
图 / 黑格尔
十九世纪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 欧洲的语言学界形成了两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系谱学和类型学。系谱学 (genealogy) 根据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研究语言。类型学 (typology) 根据语言的形态分类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研究语言, 也被称为形态类型学 (morphological typology) 。其中语言类型学对评价汉字汉语影响巨大。
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 (Friedrich von Schlegel) 于1808年提出了屈折语与粘着语的区分, 不过他把粘着语叫附加语 (affixal language) 。后来他的兄弟奥古斯都·冯·施莱格尔 (August von Schlegel) 加上了孤立语, 他称之为无结构语 (no structure language) 。他至迟在1818年提出了语言的三种类型:没有任何语法结构的语言、使用词缀的语言和具有屈折变化的语言。
德国著名历史语言学家奥古斯都·施莱歇尔 (A.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在《印欧语比较语法纲要》中提出了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的分类, 他把三个术语“无结构语”、“附加语”与“屈折语”分别改为“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这个时期德国另一个语言学家洪堡特提出“混合语 (incororating language) ”的概念, 其代表语言是爱斯基摩语。这个概念被称为综合语。至此屈折语、孤立语、粘着语和综合语四种类型的区分齐备, 这是从词的形态作出的分类, 一般叫做形态学 (morphology) 的划分。
西方学者论语言形态, 不能不论及汉语, 因为汉语的形态与西方诸语言形态迥然不同。十九世纪的西方著名学者中至少有两位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汉语有过重要论述, 一位是威廉·冯·洪堡特, 另一位是马克斯·缪勒。
第一, 以词的形式变化为根据, 把汉语定为孤立语。洪堡特对于语言的思考基于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以各种语言结构为首要出发点, 探讨语言形式与人类精神的同构性关系。语言形式分为孤立形式、屈折形式、粘着形式和复综形式, 相应的语言被称为孤立语、屈折语、粘着语和复综语。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形态分类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马克斯·缪勒对此有比较明确的分析。语言形式的内容在马克斯·缪勒主要指词根的组合特征。他认为所有语言都可以简约到词根。根据这些词根的组合形态, 分为三种类型:词根被用作词语, 每一个词根拥有充分的独立性;两个词根形成一个词语, 在新的词语中, 其中一个词根失去它的独立性;两个词根的结合形成词语, 两个词根都失去它们的独立性。他根据词根组合的这三种类型, 把语言分为三种阶段和三种类型:
部首阶段 (radical stage) :每一个词根拥有它的独立性, 在词根与词语之间没有形式区别。其代表语言是古老的汉语。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时候叫做单音节语言, 或者孤立语。 (monosyllabic or isolating) 。
语尾阶段 (Terminational stage)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词根合并形成单词, 其中一个词根保持独立性, 其余词根失去独立性变成词尾。代表语言是突雷尼语族 (Turanian family) 。这种语言叫做粘着语 (agglutinative) 。
屈折阶段 (Inflectional stage)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词根组合形成单词, 所有词根都丧失其独立性。其代表语言是雅利安语和闪语。这样的语言叫做结合语或者有机语 (A-malgamating or organic) , 即语言类型学里的屈折语。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些语言类型。洪堡特把屈折变化作为语言完善性的标准, 即“语言的完善性是以屈折变化为前提的”。只有屈折方法才“具备纯正的语言结构原则”, 这里的“屈折方法”也可用屈折变化替换。根据屈折变化, 语言分为有优点的和有缺陷的两类。前者“从纯粹的原则出发, 享有合乎规律的自由, 充满活力和生机, 经历了始终如一的发展过程”, 这些都是语言完善性的表征, 是屈折变化的形式以及结果;“屈折形式可以被称为唯一恰当的形式”。洪堡特非常热情地赞美屈折语:
在希腊语的那种人为的长句构造里, 语法形式排序整齐, 构成一个自足的整体, 从而强化了观念的作用, 并通过对称及和谐激发思想活动。由此生成了一种独特的、伴随着思想并仿佛于无声中飘忽其上的美, 就好像古典时期的雕塑那样, 从它们形体的井然有序、组合的简单轮廓中, 便生成了令人愉悦的形式。……当逻辑关系同语法关系准确地对应起来时, 思维就变得灵敏;当语言使精神习惯于严格区分语法形式时, 精神就被越来越引向形式的、纯粹的思维。
相反, 有缺陷的语言却是语言的一种“偏离常规”的形式, 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人类的“纯粹的语言意识显得力量不足”, 一是“语言结构受到损害”。他以屈折变化的程度作为语言优越性与否的标准, 以此观照世界各种语言。他一方面没有忽略各种语言自身独特的长处, 比如他赞美汉语“在简朴之中包含着伟大”, 闪语言“通过大量的元音交替来精细地区分意义”, 但另一方面又从屈折变化的优越性角度突出非屈折变化语言的严重缺陷, 在语言的历史进程给各种语言以优劣的评判。“一种语言的真正的优越性只能是体现在这样一个方面:语言从纯粹的原则出发, 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 这使得它能够确保人的各种智能力量生动积极地发挥作用, 成为这些力量的有效工具;此外, 语言保持着丰富的感性特征和精神规律, 因而自始至终激励、推动着智能力量向前发展。”这里所说的“纯粹的原则”其实就是语言的屈折变化。“只有那些语法发达的语言才完全适宜于观念的发展。”
洪堡特认为汉语的语法系统中, 只有句法部分, 没有词源部分, 即缺乏词形变化。汉语“不具备任何语法形式”, 因而被称为孤立语。“汉语作为思维工具无疑远远比不上拥有完善的语法形式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变化, 没有把词改造得适合于句子中的运用, 无法引导出它们的意义。因此, 这一特点“限制了汉语构造句子的可能性, 迫使汉语把长句切断, 因此阻碍了思想沿着一串更长的命题自由地发展。汉语语法的独特性。汉语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确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语句的理解完全取决于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在汉语里, 根本就无所谓语法形式的问题。”
马克斯·缪勒把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代表。他谈论语法的丰富性时认为许多语言都有丰富的语法特征, 比如英语中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s的语法特征;但是他认为古代汉语就没有语法的痕迹。汉语中, 一个表语性的词根自身可以被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或者副词, 比如“大” (ta) 没有任何形式的改变, 可以是great, greatness, to be great。“汉语作为思维工具无疑远远比不上拥有完善的语法形式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变化, 没有把词改造得适合于句子中的运用, 无法引导出它们的意义。因此, 这一特点“限制了汉语构造句子的可能性, 迫使汉语把长句切断, 因此阻碍了思想沿着一串更长的命题自由地发展。”他写道:
汉语, 通常说来, 根本没有语法, 就是说, 它没有屈折变化, 没有词尾变化, 没有动词变化;它没有标出言语的各个部分, 诸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形式特征。然而, 汉语没有这样的阴影, 即思维不能用汉语表达。
有一种语言, 汉语, 没有任何分析被要求是为了组合部分的发现。它是这样一种语言, 词根的合并并没有发生。每一个词就是一个词根, 每一个词根就是一个词。事实上, 它处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曾经存在过的人类语言的最原初阶段 (most primitive stage) 。
第二, 根据音节的多少, 把汉语归为单音节语言。
洪堡特关于单音节语言与双音节语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词的这种语音形式铸成了语言的本质属性, 还是单音节状态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 逐渐发展到了多音节的语言?洪堡特坚持认为语言的多音节化是语言发展的基本特征, 但是汉语抵制多音节化。他写道:“汉语有抵制多音节化的特性, 而汉文字显然是这种特性带来的结果, 并且反过来巩固了汉语的这种特性。”马克斯·缪勒举汉语的例子说明单音节语言:汉语中, ten的音节是shǐ, 这个音节不能有轻微的改变, 如果改变就不是ten的意思了, 如t’sí。如果表达twenty, 则用eúl加shǐ, 写成eul-shǐ。这就是单音节的 (monosyllabic) 语言。洪堡特高度赞赏分节音的意义:“一切说话行为的实质都在于这一点, 即通过精确的分节音使飘忽不定的观念固定下来, 所以, 凡是心灵中需要在语言上达到清晰明确的内容,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找到一个能够代表它的语言符号。”[11](P113)洪堡特一方面承认汉语与梵语具有不同的有机体 (Organismus) , 具有不同的从内部进行创造的原则, 排除了其中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派生的可能性。但是他补充说, “只是从人类语言的一般发展运动的角度, 即从语言接近理想化目标的角度, 我们才把这两种语言看做成功与否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显然表明, 汉语处于初级阶段或者说低级阶段, 而梵语处于完善阶段或者说高级阶段。“……即便是最坚定地捍卫汉语的人恐怕也会意识到, 汉语并没有把精神活动确立为真正的中心, 使得诗歌、哲学、科学研究和雄辩术以精神活动为出发点同样成功地繁荣起来。”洪堡特基本认为汉语和梵语处在发展的两极。在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语言里, 存在着“一种逐渐增强的倾向, 即朝着一目了然的语法表达和自由伸屈的音节构造发展”。
洪堡特在《论拼音文字及其与语言结构的关系》 (1824) 中从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角度对汉字进行评价。洪堡特认为拼音文字总是与语言的优点直接相关。梵语、希腊语都是拼音文字, 而美洲诸语言都不是拼音文字, 中国人的汉语也不是拼音文字。他认为中国人坚持使用象形文字, 是“由于其语言禀赋和语言结构的关系, 中国人还没有悟识到一种拼音文字的内在需要。”
图像文字 (Bilderschrift) 的缺点是, 让图像成为文字符号, 从而排斥了文字本应表达的东西———词。文字只是符号的符号, 而图像文字直接成了事物的符号, 削弱了词作为唯一符号的在语言中的作用。而“拼音文字不过是符号的符号, 不受任何连带概念的干扰;它处处在在陪伴着语言, 而不是排挤或冷落语言。除了声音之外, 拼音文字不引发任何附带印象, 因此可以确保思想的自然秩序。思想应该靠语音造成的印象来激发;文字本身不应该直接攫取思想, 它应该用确定的形式语音去把握思想。”在洪堡特的论述中, 如何处理汉语非常棘手。一方面他不愿意简单地把汉语等同于野蛮语言, 承认汉语及其汉语思想的自身合理性, 另一方面他很难恰当地把汉语纳入到他所坚持的语言类型中。假如没有汉语, 他的论述会顺畅很多。他在《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 (1826) 中认为汉语停留在人类语言发展的童年阶段, 大致代表着他整体的汉语观, 并与黑格尔的中国历史观遥相呼应。
图 / 洪堡特
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1871) 中, 达尔文论及了人类的语言。他认为语言起源于模仿。语言是“对各种自然声音、其他动物叫声以及人类自己本能呼喊的模仿及其修正变异, 并辅以手势和姿势。”达尔文进一步指出, 语言的发展可能起源于人类的性选择, 即用于求偶和向情敌挑战。因此语言是发展的。这种语言观很容易使人想起卢梭 (1712-1778) 在《论语言的起源》中那些激情洋溢的语句:“言语的最初发明应归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需要造就了第一句手语, 激情逼出了第一句言语。”“语言起源于何处?精神的需要 (moral needs) , 亦即激情 (passion) 。”“逼迫着人类说出第一个词的不是饥渴, 而是爱、憎、怜悯、愤怒。
达尔文认为语言对人类而言是一种技艺, 必须学而知之, 但是人类还是有一种本能的说话倾向。语言不是被审慎地创造出来的, 而是经过许多阶梯缓慢地、无意识地发展起来的。语言也许还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不同的语言由于起源的共同性而彼此一致, 还由于相似的形成过程而彼此类似。”语言不构成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认为动物中也存在类似人类语言的东西。他认为人类语言之间存在竞争, 基本符合适者生存的原则。他写道:
占有优势的语言和方言广为传播, 并且导致其他语言的逐渐绝灭。一种语言有如一个物种, 一旦绝灭, 如莱伊尔爵士所说的, 就永远不会再现。同一语言绝没有两个发源地, 不同语言可以杂交或混合在一起。
在达尔文的知识体系中, 语言如物种, 有生有灭。优势的语言被广为传播, 劣势的语言就被淘汰。语言的生存竞争亦如物种的生存竞争, 语言的进化如同物种的进化。从缪勒所用“不断地进行着生存斗争”等语句来看, 他与达尔文一样坚持语言进化论的观念。其实在达尔文发表这类观点之前, 已经有人把达尔文的生物原则引入语言理论, 其代表作是奥古斯都·施莱歇尔 (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 (1863) 。施莱歇尔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 他把达尔文的生物学分类原则引入到语言分类中。达尔文所说的“属”, 相当于语言的“语系”, 若干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叫做亲属语言。达尔文所说的“种”, 相当于语系下的各种语言。一种语言的方言或者土语, 相当于一个种的若干亚种, 而更小的方言土语相当于变体。达尔文所说的生物学上个体, 相当于个人的言语方式。
第二, 语言是一种有机体。他写道:“语言是自然有机体, 其产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语言根据确定的规律成长起来, 不断发展, 逐渐衰老, 最终走向死亡。我们通常称为‘生命’的一系列现象, 也见于语言之中。”“语言有机体的生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逐渐变化、持续演进的。”
第三, 语言之间存在竞争。他认为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经过生存竞争而保存下来:
所有具备发达的有机构造的语言, 如可以推导出来的印度-日耳曼语言的原始母语, 其结构都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一面, 即它们是从更简单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所有语言的结构都证明, 最早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种原初的形式至今还保留在某些结构极其简单的语言 (如汉语) 里面。
有人总结施莱歇尔这个看法: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生存竞争, 发达的语言如印欧语言趋于兴盛, 而不发达的语言如美洲语言就趋于衰落。
图 / 达尔文
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论, 洪堡特、马克斯·缪勒等人的语言类型学和达尔文、施莱歇尔的语言进化论这三大西方理论对汉字汉语的评判极大地影响着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字汉语观。汉字属于象形文字, 汉语属于孤立语和单音节语言, 这些观点是客观的知识, 能拓展和深化人们对汉语的认识, 本身无优劣之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特征来给与汉语合理的价值定位。上述三种理论给与汉语的价值地位无疑是不正确的, 外国学界对上述三大理论都有过尖锐的批判。
第一, 对黑格尔历史进步论的批判。黑格尔以空间为基础建立的历史进步观, 与历史的时空并不吻合。就空间的从东到西而言, 黑格尔设置的是从东方, 到希腊, 到罗马, 到日耳曼, 但是从罗马到日耳曼并不符合这个规律。并且, 东方文明并未被西方文明取代。西方学者中,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轴心期”的观念是对黑格尔中国历史观的彻底瓦解。雅斯贝尔斯指出,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的这一千年间, 人类的文明在不同的地区同步发展。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家, 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 希腊出现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等人。其共同特点是意识到了整体的存在、自身以及自身的限度。“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 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的源端。”因此, 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期”。另一位德国学者W.弗兰克认为十九世纪中, 黑格尔这样的西方学者与大多数中国学者互相歪曲了对方, 只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另外, 黑格尔获得的中国历史的资料是有限的, 黑格尔不懂中文, 他依赖的资料是德·马亚于1777-1785出版的十三卷本的《中国通史》, 这显然只是中国历史的一滴水。他说:至于笔写的文字, 德语二十五个字母很容易学习, 而中国符号却有很多, 他说必需的有九三五三个, 而文字有八九万之多。黑格尔指出汉字难学, 但是他的数字可能错误, 九三五三作为符号, 可能来自《说文解字》。他把音节和文字混在一起。当然, 我们也要看到, 黑格尔认为中国民族性中精神缺少自由性发展的缺陷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 对语言类型学的汉语价值观的批判。从上文的梳理看, 洪堡特和马克斯·缪勒根据语言类型学的观点对汉语的评判非常消极。语言类型学的四分法本身存在着不足, 一方面, 四分法无法囊括所有的语言的种类, 另一方面, 一种语言有可能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类型, 即一种语言既可能是孤立语, 也可能是屈折语。语言类型学的系统是“鲜有被各方认可的具备普遍说服力的知识储备”。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 (1884-1939) 在《语言论》的第6章《语言结构的类型》中嘲笑了语言类型的方法:语言分类无疑是“强迫各种语言坐在窄小的直背椅上”。他反对把汉语和拉丁语作为两个极端, 把其他语言塞进这两个极端中间的“过渡类型”里。
除此之外, 洪堡特对汉语的评判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洪堡特把语言分为三类:汉语、印度-日耳曼语言以及这两类语言之外的语言。汉语凭借语法结构的“纯粹性、规律性和一致性”可以跻身于世界上最完善的语言之列, 不能把汉语看做“野蛮部落的欠发达语言”。汉语的优点是放弃了许多附加于表达的东西, 突出了思想, 把概念直接相互接续起来, 让精神去把握概念之间的纯粹的关系, 形成了超于其他语言的“纯智能的满足感”。汉语的缺点是缺乏想象力, 即在语言与想象力之间缺乏互动关系:“它 (想象力——引者) 努力要通过语音把标记赋予思想, 那些拥有完备的形式标记的语言, 得益于想象力的强有力的活动, 反过来又更强烈地作用于想象力。”同时, 语法形式完备的语言却有汉语不具备的优点。丰富的语法形式“提供了扩展句子和构造复合句子的手段, 从而使精神能够更自由地发展起来”, 因而具有两大优点:“一方面, 它赋予了思想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丰富、更细腻的色彩, 另一方面, 它更准确、更忠实地表达了思想, 此外, 这种语法结构也以语言形式的均衡配置和语音联系的和谐一致陪伴着思想, 这两点同样合乎思想以及心灵感知的要求。”当代中国学者如姚小平、申小龙都洞察到了洪堡特汉语汉字观中的合理性部分, 但是洪堡特的语言观的基础是印欧语言中心论。德国语言学家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的《世界语言简史》提问:“欧洲人使用二十多个字母就可以组成数十万个词, 为什么中国人要使用那么多个字符呢?”他认为今天仍在使用的汉字约20000个。这一提问表明西方语言学界对汉语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理解。
第三, 对语言进化论的批判。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反对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灌输到社会科学里的进化论偏见, 包括“发展得最充分的样式”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这样的观点。“一个语言学家坚持说拉丁语的形态类型是语言发展的高潮线, 就好比一个动物学家在有机界里看到了一个大阴谋, 要演化出一匹赛马或一头泽西乳牛来。”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 (R.H.Robins) 把A.Schleiher (1821-1868) 的语言观念作为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代表思想。施莱歇尔相信“语言的历史跟同时代人达尔文提出的生物物种的历史密切对应。他将语言的类型和历史结合在单一的语言进化的观点之中。”罗宾斯强烈反对这种看法, 反对把汉语和印欧语视为语言的两个极端。在他看来, 关于汉语结构简单的看法只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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