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董平先生学术志趣广泛，宋明理学、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诗词曲赋等都有所涉猎，并已把独到见解落实到了厚实的学术论著及各类讲坛课程之中。本次访谈围绕着董先生的研究方向及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
一问：王阳明被诸多人奉为偶像，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坛的？
董平：王阳明得到古今中外许多人的敬仰，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他并未成为偶像，更未“走向神坛”。偶像是供人崇拜的，神坛则是远离人群的，而王阳明的思想，恰是平民的，是贴近生活的。人们敬仰他，主要还是出于对他的思想的信服。从历史事实来看，信服阳明学说而敬仰他的大有人在，同时批评他的学说而否定他的也大有人在，批评他而又重建其心学理论的还是大有人在，所以说他“走向神坛”而成为偶像是不合事实的。
在今天，我们仍然相信王阳明的学说能够对现实社会发挥其独特作用，能够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偏离起到纠偏作用，但也不需要把他作为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应把他的学说付诸实践。
二问：作为偶像，在您看来，他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董平：王阳明不是也不应是“偶像”，但不论是王阳明这个人还是他的学说，的确都有很动人的地方。就人而言，王阳明是一个很率真的人，他总是能够保持着清醒的理性精神,而对现实社会又保持着反思与批判的态度，他对社会的流行学说，则细加辨析、经由亲身实践而发现其理论与价值的偏失而予以匡正，他确信身心自得之学，是能够导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胸次洒落”境界的。他有时也以“狂者胸次”自许，而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整。这样一种表里一致的率真人格，又具备能担当得天下大任而又举重若轻的不世才能，岂不动人？
就学说而言，“良知”的揭示，使人人皆能自为主宰，人人皆能通过自致良知的生活实践，而把生命的境界导向光大高明的圣人之域，又岂不动人？如果我们真能为王阳明及其学说所动，则研习其学说，追慕其为人，自致其良知，完善其人格，也必自得其生命境界的转进。
三问：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能大儒，在您看来，王阳明是一个怎样的人？
董平：古人要评价一个人，会从立德、立功、立言三个角度去评价。历史上，真正能够把这三者都做到极致，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的人物是不多的，而王阳明就是真正做到的人。
四问：后世谈到王阳明，与心学是分不开的。王阳明的心学是怎么来的？
董平：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经过许多曲折的。比如说唐朝，儒家思想的发达程度，实际上是不如佛教的。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一些思想家就开始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孔子孟子的圣人之道，怎么还不如佛教那么深入人心呢？研究的结果，就导致了儒家思想的复兴。这个复兴运动形成的结果，我们通常就称为理学。理学又分为不同的学派。元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朱熹的思想更受到重视，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大家都照着朱熹说的去说。可是王阳明不一样，他是个非常重视实践的人。他认为既然是圣人之学，就不仅是个理论，还应该是个实践的体系。
在实践当中，他感觉到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观点有问题，在实践当中不起作用，不能使他成为圣人，所以他就去反思、研究朱熹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是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观点，核心是强调，一个人，真正可靠的，是自己的心灵。他把这个本心称为良知，由此开创了一个以致良知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为了将它与朱熹的思想体系相区别，后代的人，包括他本人，就称之为心学。
五问：阳明心学很复杂，您曾用很长的时间来讲，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让我们了解阳明心学呢？
董平：心学的理论体系说起来很麻烦，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那么点意思。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能够学习，能和世界进行联系，都因为我们有一个本心，有一个良知在。那个良知本来是一个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感觉到心里还有个良知存在，所以我们便胡作非为，说话做事不本着良心，渐渐地不仅仅是离圣人越来越远，而且离人越来越远。人真正要回归到他自身生活的本来状态，还原我们生活的真相，真正使自己走向成为圣人的道路，那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良知，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在现实生活当中把它呈现出来，这个呈现良知的过程，就叫做致良知。这就是阳明思想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说起来很简单，也不复杂。
六问：您研究王阳明，同时又在大学哲学系任教，王阳明个人的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董平：我觉得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关于学术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社会更多地受到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把学术或者说学问仅仅当作一个理论的东西，所以书越写越厚、越写越多。古人对学术的观点不是这样。因为学，必须要习。我们现在讲学习好像是一个概念。在古人那里不是这样，学是学，习是习。读书、向老师请教，这叫作学；习是什么呢？习就是实践。你要把学来的东西在生活中去还原，在生活中落实，在生活中去做，这叫做习。所以《论语》里头曾子有一段话，“吾日三省乎吾身”，每天都要多次的反省自己，反省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条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第二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三条是传不习乎？意思就是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我有没有去习？我们今天把学习看成一个词，理解不如古人全面。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再回过头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学习王阳明的思想，研究他的作品，当然我也有我所谓的学术的目的，因为我是在高校里面教学生的，如果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我没有办法去教学生的。我们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充其量只能以其昭昭使其昭昭，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要尽量把它弄明白。这是我的目的之一。但是你说对我有没有影响？我想当然是有。所谓的潜移默化嘛，多多少少总会受到影响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像曾子一样，我们要不要反省自我的生活啊？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对头还是不对头？你只有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你才是清醒的。我想我们经常去做，可能会使我们比较少地重复犯错，渐渐地使我们少犯错误，如果使我们不犯错误，那就使我们做到圣人了。
七问：市场经济条件下，圣人的道德该如何有效唤起人们的良知，从而使经济秩序更加理性，更有温度？
董平：不论在何种社会条件之下，良知的唤起都不是依赖于“圣人的道德”，而是依赖于个体自身对于自我良知的自觉。在今日的市场经济下，我觉得更应提倡良知以及人们对于良知的内在自觉。良知的内在自觉，即是人的本质的自我醒觉，它是道德、理性、情感的本原，也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本原。良知的自我唤起，以它为自己的主宰，那么就能使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活动回归于良知自身的本然秩序，从而使外在的全部行为都体现为良知的表达，人的现实生存就回归到了内外表里之全然的同一。
显而易见，如果是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这样去“致良知”，那么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疑就会“更加理性”、“更有温度”；社会中生活的人，人人都这样去“致良知”，则社会生活整体就会更有秩序，而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八问：传统中国被深深打上了“人治”的烙印。今天，对于庞大中国的治理，有人认为“人治”与“法治”当结合，而不能单纯采用哪一种。您怎么看？
董平：“人治”、“法治”问题，人们谈论甚多。给传统中国打上“人治”的烙印，恐怕也是晚近的事情，究实说来，大概也并不全然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的实情。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政治方略，实际也即是大抵主张重归“礼治”。此后各代政治虽互有因革损益，但皆有“制度”。既有“制度”，则“法”自然就在其中。
处在今日的时代，人们都崇尚“法治”，事实上“法治”、“人治”原本是统一的。宋代学者就讨论过这一问题。“法”不可自行，必待“人”而后行。有“法”而无“人”，则“法”形同虚设；有“人”而无“法”，则私欲泛滥，天下无道。必以人而行法，则“法”藉“人”而得以体现，“人”因“法”而实现管理，是既为“法治”，也是“人治”，两相统一。黄宗羲曾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实际上也强调了这两者的统一。
我个人还想顺便谈点想法：在现代意义上，“法治”是一个初级的社会管理理念，并不是高级的，“法”是关于社会生活共同体之中人们的公共行为的最低限度，是最低的公共生活秩序保证。“礼治”其实是更高级的一种形态。但就当前生活的现况来说，我们仍主张先行“法治”，用以确保社会公共生活之最低限度的秩序性，经由价值引导、人心自觉，而逐渐向更高级的“礼治”过渡。“礼治”的时代，即是人人皆实现自我身心管理的时代，即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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