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董平先生学术志趣广泛,宋明理学、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诗词曲赋等都有所涉猎,并已把独到见解落实到了厚实的学术论著及各类讲坛课程之中。本次访谈围绕着董先生的研究方向及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
一问:王阳明被诸多人奉为偶像,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坛的?
董平:王阳明得到古今中外许多人的敬仰,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他并未成为偶像,更未“走向神坛”。偶像是供人崇拜的,神坛则是远离人群的,而王阳明的思想,恰是平民的,是贴近生活的。人们敬仰他,主要还是出于对他的思想的信服。从历史事实来看,信服阳明学说而敬仰他的大有人在,同时批评他的学说而否定他的也大有人在,批评他而又重建其心学理论的还是大有人在,所以说他“走向神坛”而成为偶像是不合事实的。
在今天,我们仍然相信王阳明的学说能够对现实社会发挥其独特作用,能够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偏离起到纠偏作用,但也不需要把他作为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应把他的学说付诸实践。
二问:作为偶像,在您看来,他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董平:王阳明不是也不应是“偶像”,但不论是王阳明这个人还是他的学说,的确都有很动人的地方。就人而言,王阳明是一个很率真的人,他总是能够保持着清醒的理性精神,而对现实社会又保持着反思与批判的态度,他对社会的流行学说,则细加辨析、经由亲身实践而发现其理论与价值的偏失而予以匡正,他确信身心自得之学,是能够导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胸次洒落”境界的。他有时也以“狂者胸次”自许,而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整。这样一种表里一致的率真人格,又具备能担当得天下大任而又举重若轻的不世才能,岂不动人?
就学说而言,“良知”的揭示,使人人皆能自为主宰,人人皆能通过自致良知的生活实践,而把生命的境界导向光大高明的圣人之域,又岂不动人?如果我们真能为王阳明及其学说所动,则研习其学说,追慕其为人,自致其良知,完善其人格,也必自得其生命境界的转进。
三问: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能大儒,在您看来,王阳明是一个怎样的人?
董平:古人要评价一个人,会从立德、立功、立言三个角度去评价。历史上,真正能够把这三者都做到极致,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的人物是不多的,而王阳明就是真正做到的人。
四问:后世谈到王阳明,与心学是分不开的。王阳明的心学是怎么来的?
董平: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经过许多曲折的。比如说唐朝,儒家思想的发达程度,实际上是不如佛教的。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一些思想家就开始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孔子孟子的圣人之道,怎么还不如佛教那么深入人心呢?研究的结果,就导致了儒家思想的复兴。这个复兴运动形成的结果,我们通常就称为理学。理学又分为不同的学派。元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朱熹的思想更受到重视,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大家都照着朱熹说的去说。可是王阳明不一样,他是个非常重视实践的人。他认为既然是圣人之学,就不仅是个理论,还应该是个实践的体系。
在实践当中,他感觉到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观点有问题,在实践当中不起作用,不能使他成为圣人,所以他就去反思、研究朱熹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是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观点,核心是强调,一个人,真正可靠的,是自己的心灵。他把这个本心称为良知,由此开创了一个以致良知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为了将它与朱熹的思想体系相区别,后代的人,包括他本人,就称之为心学。
五问:阳明心学很复杂,您曾用很长的时间来讲,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让我们了解阳明心学呢?
董平:心学的理论体系说起来很麻烦,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那么点意思。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能够学习,能和世界进行联系,都因为我们有一个本心,有一个良知在。那个良知本来是一个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感觉到心里还有个良知存在,所以我们便胡作非为,说话做事不本着良心,渐渐地不仅仅是离圣人越来越远,而且离人越来越远。人真正要回归到他自身生活的本来状态,还原我们生活的真相,真正使自己走向成为圣人的道路,那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良知,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在现实生活当中把它呈现出来,这个呈现良知的过程,就叫做致良知。这就是阳明思想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说起来很简单,也不复杂。
六问:您研究王阳明,同时又在大学哲学系任教,王阳明个人的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董平:我觉得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关于学术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社会更多地受到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把学术或者说学问仅仅当作一个理论的东西,所以书越写越厚、越写越多。古人对学术的观点不是这样。因为学,必须要习。我们现在讲学习好像是一个概念。在古人那里不是这样,学是学,习是习。读书、向老师请教,这叫作学;习是什么呢?习就是实践。你要把学来的东西在生活中去还原,在生活中落实,在生活中去做,这叫做习。所以《论语》里头曾子有一段话,“吾日三省乎吾身”,每天都要多次的反省自己,反省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条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第二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三条是传不习乎?意思就是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我有没有去习?我们今天把学习看成一个词,理解不如古人全面。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再回过头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学习王阳明的思想,研究他的作品,当然我也有我所谓的学术的目的,因为我是在高校里面教学生的,如果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我没有办法去教学生的。我们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充其量只能以其昭昭使其昭昭,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要尽量把它弄明白。这是我的目的之一。但是你说对我有没有影响?我想当然是有。所谓的潜移默化嘛,多多少少总会受到影响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像曾子一样,我们要不要反省自我的生活啊?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对头还是不对头?你只有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你才是清醒的。我想我们经常去做,可能会使我们比较少地重复犯错,渐渐地使我们少犯错误,如果使我们不犯错误,那就使我们做到圣人了。
七问:市场经济条件下,圣人的道德该如何有效唤起人们的良知,从而使经济秩序更加理性,更有温度?
董平:不论在何种社会条件之下,良知的唤起都不是依赖于“圣人的道德”,而是依赖于个体自身对于自我良知的自觉。在今日的市场经济下,我觉得更应提倡良知以及人们对于良知的内在自觉。良知的内在自觉,即是人的本质的自我醒觉,它是道德、理性、情感的本原,也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本原。良知的自我唤起,以它为自己的主宰,那么就能使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活动回归于良知自身的本然秩序,从而使外在的全部行为都体现为良知的表达,人的现实生存就回归到了内外表里之全然的同一。
显而易见,如果是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这样去“致良知”,那么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疑就会“更加理性”、“更有温度”;社会中生活的人,人人都这样去“致良知”,则社会生活整体就会更有秩序,而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八问:传统中国被深深打上了“人治”的烙印。今天,对于庞大中国的治理,有人认为“人治”与“法治”当结合,而不能单纯采用哪一种。您怎么看?
董平:“人治”、“法治”问题,人们谈论甚多。给传统中国打上“人治”的烙印,恐怕也是晚近的事情,究实说来,大概也并不全然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的实情。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政治方略,实际也即是大抵主张重归“礼治”。此后各代政治虽互有因革损益,但皆有“制度”。既有“制度”,则“法”自然就在其中。
处在今日的时代,人们都崇尚“法治”,事实上“法治”、“人治”原本是统一的。宋代学者就讨论过这一问题。“法”不可自行,必待“人”而后行。有“法”而无“人”,则“法”形同虚设;有“人”而无“法”,则私欲泛滥,天下无道。必以人而行法,则“法”藉“人”而得以体现,“人”因“法”而实现管理,是既为“法治”,也是“人治”,两相统一。黄宗羲曾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实际上也强调了这两者的统一。
我个人还想顺便谈点想法:在现代意义上,“法治”是一个初级的社会管理理念,并不是高级的,“法”是关于社会生活共同体之中人们的公共行为的最低限度,是最低的公共生活秩序保证。“礼治”其实是更高级的一种形态。但就当前生活的现况来说,我们仍主张先行“法治”,用以确保社会公共生活之最低限度的秩序性,经由价值引导、人心自觉,而逐渐向更高级的“礼治”过渡。“礼治”的时代,即是人人皆实现自我身心管理的时代,即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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