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理论便是仁、义、礼、乐。其拓展、递进、延伸而来的现实意义即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大家还知道，儒家思想从其雏形的问世、完善的提速、成熟的落地，历经了三个儒家大师孔子、孟子、荀子毕生的心血才得以流芳万世；大家更知道，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谈仁义礼乐；孟子谈侧重谈仁义；荀子钟情说礼乐。笔者经过千思虑、万推敲、亿琢磨，荀子思想光芒万照的靓点在哪呢？细细推敲起来，有两点值得后人认认真真的加以学习：
一是人性有恶的思想：荀子看来，他把人性分成两半，一半叫性，一半叫伪。天生如此的叫“性”，是恶的，可见所谓的“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是善的，可见所谓的“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两方面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善恶。荀子说，人之所以要有善，就因为它的自然属性是恶，要不得。如果保留人的自然属性，那人就变成了动物，人变成了动物，那人便无法生存，因为人的生存能力远远低于动物。论力气不如牛，论速度不如马，论凶猛不如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牛马虎却为人所用。为什么？就因为人能够组成社会，牛马虎不行。由此可见，人类之所以可以生存，靠的不是天赋能力，而是社会力量---即人的社会属性。
那么，人凭什么能组成社会，因为是有秩序，秩序为什么起作用，因为有道德。秩序是“仁”，道德是“义”，体现道德、保证秩序的就是“礼”，使“礼”深入人心的便是“乐”。仁义礼乐合起来就叫“伪”。“伪”不是虚伪，而是人为，换句话说，伪应该是“改造”之意思。没有这改造，人不能从动物变成人，也不能从动物性变成人性，更不能从恶人变成善人。通观荀子和孟子单性而言至少有三点相同。（1）两人都赞成人性是道德的基础；（2）两人都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善；（3）两人都承认人又为善和作恶的可能。不同的是，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强调“人性向善”，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提出“人性有恶”。孟子把善的一面看作水，主张引导，荀子把恶的可能当成火，倡导防范。仔细分析孟子与荀子，他们对人性的认识符合他俩的个性主张。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乐，孔子是仁义礼乐都讲。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着重讲礼乐。仁义就是引导向善的东西，礼乐就是防范做恶的东西，但荀子对人性的悟透更深一层，他私为人性中恶的一面是先天的，不能靠引导，只能靠改造、靠镇压。改造什么？性。镇压什么？恶。改造了性，镇压了恶，人类就变善了。这叫化性而起伪。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这个工作，一般人做不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圣人知道人的天性（自然属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统治，明确“礼义”来教化，制定“法度”来治理，加重“刑罚”止犯罪。不难看出，儒家学说发展到这一步，距离法家其实已只有一步之遥。
二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就是指出了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无为的，肯定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完善自然的能力。荀子认为，人不应该只是钦慕、颂扬、赞叹自然界的伟大和等待自然界的恩赐、给与、回馈，而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自然界的变化，利用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他说：推崇天的伟大而思慕它，不如蓄养万物而控制它；顺从天的崇高而颂扬它，不如驾驭规律而利用它；盼望天的恩赐而依赖它，不如顺应天时而提升它。总之，荀子提出人要以自己的努力与天、地相配合，参与整个宇宙的变化。荀子这些思想，表现了人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觉醒以及改造自然的充分信心。
荀子处在战国末期，其时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主义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博取诸子思想的靓点、精髓、要领，又可以对其学说进行批判、甄别、借鉴。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完备、高远。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能够被人所用。他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掌握、控制和利用自然，而不能被动适应、顺从、听命自然。这在先秦诸子关于天道观的争辩中，独树一帜，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制天命而用之”思想：就是人如果认识、熟悉、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就能够达到改造自然、改造万物、改造世界的目的。因为天、地、人各有其责, 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融洽相处、温馨相待、和睦相邻。可见，荀子的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人类有挖掘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责任性，属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从先秦时期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争论中总结出来的。道家的老子、庄子夸大了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得出消极无为的结论；儒家的孔子、孟子充分肯定了上天的意志性，无视人的思维创新性，进而悟出主宰社会之论理。荀子则克服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第一次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辩证观点，明确划分“天职”与“人治”，即自然与人为之间的界限。他指出“天行有常”，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既不具有目的性，也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又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即人类能够根据对于天时、地利的认识来利用自然、驾驭万物，人类能够从“畏天命”转化为“制天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中国古代“制天命而用之”的典范也有不少。战国时期李冰父子采取“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办法，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兼具防洪、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自动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成都平原从此沃野千里，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实践证明，历2000多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合理、科学，工程布局顺应自然规律，分水堤、溢洪道、宝瓶口三项工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联合发挥引水、分洪、排石、输沙的重要作用，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效益。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历经1700多年的开凿、疏竣、通航，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即使是放在今天来看，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天命，科学的知识，自然的规律，奇异的怪象，掌握它并且运用它造福，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它要求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自然界有其发生、发展、自生、自灭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因人的行为和意识而改变，此时人是渺小的。但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人并不总是在自然界面前是被动的、无能的、听命的，人能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为社会所用、为国家增利、为人类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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