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的作者问题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这一问题关涉对《乐记》思想的理解，笔者就其作者问题进行研究比较后，赞同张清常、蔡仲德等学者的观点，认为《乐记》的作者是西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同时笔者追根溯源，探讨了《乐记》音乐思想形成的渊源。
《礼记·乐记》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要想对其深入研究，首先必须知道其作者与成书年代，这一话题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至今仍无定论。随着出土文物的面世，人们更加理性的审视这一课题，先后有众多学者提出不同的结论，大至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战国初期公孙尼子说。郭沫若在《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一文中认为，今存《乐记》取自公孙尼子，沈约与皇侃既同为此说，大约《公孙尼》原书在梁时尚未完具[1]。钱大昕、康有为、杨公骥、蒋伯潜、李学勤等学者均持此观点。
第二种是战国至西汉说。蒋孔阳先生持此观点，认为《乐记》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汉初儒者搜集和整理了先秦谈乐的言论、特别是儒家谈乐的言论，综合起来，编辑成的一部著作[2]。
第三种是西汉说。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西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所作，张清常、蔡仲德等人持此观点，此说最具影响。孙尧年在《<</SPAN>乐记>作者问题考辩》中说，《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儒家论乐的综合著作，主要为荀子学派的作品[3]。丘琼荪认为《乐记》是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之作[4]。孙尧年和丘琼荪所持的说法，考证不够充分，未形成影响。
本文赞同《乐记》的作者是西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所作。理由如下：
第一，现代众学者在考辨《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时，所依据的目录文献大体相同，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宋书·乐志》，但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同，甚至相反的，究其原因在于众学者对材料的理解不同，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见仁见智。研究这一问题，应将宏观的整体把握与微观的考证分析相结合，克服狭隘的视域。班固的《汉书》是记录《乐记》作者最早的史料，《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乐类》记载：
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
《汉书》这段史料说明《乐记》成书于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就是《乐记》的作者。汉成帝时，王禹本《乐记》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可见，王禹对《乐记》有新的贡献。“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大概刘向在校勘时，将王禹本《乐记》的材料重新整理，只是篇数和文字略不相同，整体应与刘德本《乐记》大同小异。《宋书·乐志》也有相同论述。
第二，《隋书·音乐志》载沈约对梁武帝的《奏答》：“至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此段观点与文字表述与《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相同，也说明刘德与毛生等人是《乐记》的作者。从“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可知，《乐记》不是刘德与毛生两个人所撰，应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汲取众家所长，最后形成的一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奏答》中有“《乐记》取《公孙尼子》”一句，与前文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则不然。《乐记》应肇始于《公孙尼子》，而不是说《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本人，可见，《乐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恰恰说明《乐记》是刘德与毛生等人在《公孙尼子》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沈约在《宋书·乐志》一书中肯定了《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是西汉的刘德与毛生等人，《隋书》的记载也佐证了《乐记》的作者是刘德与毛生等人这一事实。
第三，根据《汉书》记载，《乐记》编纂成书于汉武帝是肯定的。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韩非子·显学》曰：“儒墨，显学也。”汉初，统治者希望重新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为维护其政治统治奠定思想基础，“儒学经学化”的出现，表明儒家经典学术成为西汉的哲学基础，而传统雅乐因为没有此“经”，《乐记》的编纂成书，即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各家，又根据统治的需要总结各家，因而形成了以儒为主，糅合墨、法、道、阴阳、杂诸家的系统思想，显示了汉儒的特色[5]。这也说明《乐记》的作者不是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而是西汉的刘德、毛生等人。
《乐记》全文有5204字，《荀子·乐论》全文有1635字，从文字比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乐记》与《乐论》约有600字是相同的。究竟是《乐论》抄袭《乐记》，还是《乐记》抄袭《乐论》，学界普遍认为是《乐论》在前，《乐记》有抄袭《乐论》的嫌疑。笔者同意《乐论》在前，《乐记》在后的说法，但认为《乐记》并非简单抄袭《乐论》，而是继承并发展了《乐论》的音乐思想。
首先，荀子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一书中，《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又蕴含法家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而《乐记》大段抄袭先秦各书，除《乐记》以外还有《大戴礼记》注中的《礼三本》、《三年问》、《劝学》和《小戴礼记》中的《缁衣》。
其次，从文字风格来看，《乐论》简，《乐记》繁，客观说明了《乐论》与《乐记》成书于不同时代。这也表明《乐记》成书晚于战国时代的《荀子》，而成书于西汉。
最后，《乐记》全文重复内容较多，脉络不清晰，没有整体思路，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而集大成者。《乐记·乐本》篇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本段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反映了汉儒的思想，说明《乐记》的成书不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而只能是西汉。《乐记》中许多文字与《吕氏春秋》、《易·系辞传》、《荀子》等著作相同或相似。假如这些著作真的抄袭《乐记》，我们也姑且认可《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那么《乐记》在先秦时期的影响应该很大，我们应该在《汉书》之前的其它著作中发现《乐记》的身影，但遗憾的是没有，这也反证了《乐记》的作者不应是战国的公孙尼子。关于《乐记》，国外学者也有研究。薛永武在《<</SPAN>礼记·乐记>研究》一书中写到“对于《乐记》的作者问题，日本学者瀧遼一认为‘《礼记》中的乐记是根据
孔子弟子们的记录，由汉代编纂而成，’因此，瀧遼一认为，从儒家的音乐思想发展来看，《乐记》在荀子《乐论》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的学说，然后集大成。”[6]
综合分析，愚以为，《乐记》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思想萌芽于战国的《公孙尼子》，但更多的是采自《荀子·乐论》，最后在西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编纂成书。
[1]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SPAN>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2
[2] 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23
[3]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SPAN>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155
[4]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SPAN>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71
[5] 蔡仲德.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243--244
[6] 薛永武.<</SPAN>礼记·乐记>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7
《乐记》的思想是丰富的，涉及政治、经济、天文、地理、人事等方面，深入探讨了音乐本源、音乐特征等问题，并提出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全面继承了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重点是继承了“礼乐”思想，同时也抛弃了荀子的“性恶论”思想，期望通过礼乐教化手段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
那么，《乐记》的美学思想究竟来源于哪里呢？作为一套完整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既有所“采”，又有所“作”，本节所论即为探究《乐记》的思想渊源。
首先，《乐记》对《公孙尼子》的观点有所继承。在《隋书·音乐志》 存录了沈约对梁武帝的 《奏答》，其中有云：“《乐记》取《公孙尼子》”，虽然《公孙尼子》今天已不存在，但战国时期公孙尼子确有其人，《汉书·艺文志》称公孙尼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班固注称：是“七十子之弟子”，即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据此，我们认为公孙尼子是生活在战国初期的儒家学者，《乐记》的音乐思想就是孔子的音乐思想。据《初学记》和《意林》记载，只有“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和“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两句被《乐记》采用，其余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看出，《乐记》音乐思想肇始于儒家。
其次，《乐记》对《乐论》思想充分继承并发展。《乐记》有部分文字与荀子《乐论》基本相同，蔡仲德先生认为，《荀子·乐论》全文1300余字，《乐记》今存5000余字（有争议者未统计在内），二者有700余字相同[1]。笔者认为，《荀子·乐论》全文1600余字，《礼记·乐记》全文5200余字，《乐论》与《乐记》全文约有600字是相同的。从文字比较的角度来看，笔者与蔡先生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是由于其依据的版本与笔者不同所致。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说，《乐记》中既有“采”的部分，“采”的部分：音乐的特征、音乐的功用、音乐的审美和音乐的取舍等，在今天看来，《乐记》是孔子以后到西汉中期以前儒家论乐的集大成。
第三，虽然《乐记》大量采纳了儒家的美学思想，特别是荀子的《乐论》，但同时《乐记》又博采众长，糅合墨、法、道、阴阳、杂诸家的系统思想，或有所吸收，或采用其文字，或继承其某些思想和观点，如“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颂诗”（《乐记·魏文侯篇》）就是从《墨子·三辩》“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说的继承。《乐记》对法家也有所继承，它主张礼、乐、行、政并举，主张“四达而不悖”（《乐记·乐本篇》）等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它对法家观点的吸收。
《乐记》的音乐思想肇始于战国的公孙尼子，后大量采用了《乐论》的文字与思想，同时融合了诸子百家的观点，就像杨荫浏先生所说：“他们同样承认音乐为物质世界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他们同样承认音乐有着极大的社会功能；他们同样承认音乐的内容应当首先得到重视。他们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们对音乐社会作用的看法，也是从总结经验中得来的……在以后儒家音乐理论占统治地位的长期封建社会中间，封建统治阶级仍然能根据儒家的音乐观去强调他们所特别重视的宗教性的音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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