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史称“始皇帝”。在这之前，即所谓“先秦”的时代，我们更是只能遥遥而观之。令人敬畏而自豪的是：由于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生产力的提高和交换的扩大，同时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扩大了认识的范围，于是产生了探索宇宙本原及其发展规律的“道”（哲学）；为了结束动乱，稳定秩序和消除分裂、谋求统一，于是产生了“德”（伦理学）；为了否定蒙昧的神权统治，肯定自觉的人的作用，于是产生了以人为对象的美学。《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编撰、思想脉络、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取向，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影响，是中国美学中“道”、“德”的很好的体现与完美的结合。细观《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不难发现，它们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一前一后有一个批判继承的过程。本文将从先秦美学的产生极其对《礼记.乐记》影响、关于“乐”的浅析、《礼记.乐记》与《史记.汉书》的比较的浅析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乐”、《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社会政治、先秦美学
一、
《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都离不开一个“乐”字，所以，要对两篇作品进行比较，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乐”？
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
岁有万物成熟，
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
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
咸谓之乐。
在《正义》中，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两两对比（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进而由自然界中时间、空间的更替循环(岁有万物成熟)联系到我们人类自身的生活（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和社会政治的阶级构成（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说明了在这里，“乐”被理解为了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差异与和谐，这相当于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而且我一直认为“乐”的这一对立统一的思想贯穿了《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始终，也贯穿了传统中国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始终。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在《正义》中提出了乐是由于人对外物的感知而产生的，这一重要的思想。
二、《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比较。
1、《礼记.乐记》
A、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乐记.乐论》中提出了“理者为异”，“乐者和同”的观点，“理者为异”是说，在社会生活中要有一定的秩序，强调的是“礼”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中起到了尊卑等级的区分的作用，“理者为异”中的“异”就是不同、区别的意思。“乐者和同”是说，在严格的封建等级中，在当时所谓的王宫贵族阶层存在时，“乐”能够起到调和、和顺的作用，能够消除一些紧张的氛围，让统治者与黎民百姓相亲相爱，社会相对和谐。但是中国古代讲求中庸之道、适度原则，提出了“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如果“乐”太过于偏胜，百姓和统治者之间基本的等级界限就会消解，如果“礼”太过于偏胜，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对立就会突出而尖锐，所以必须做到“礼乐相济”。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合巩固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故有“礼乐之情同”的观点。《乐记．乐化》：致乐以治必，致礼以治躬，乐动于内，礼动于外。《乐记．乐言》中提到＂先王＂作＂乐＂的中心课题是＂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行于乐＂，这些都是对“礼乐之情同”观点的例证。
《乐记．乐本》：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上述“礼乐相济”的一种补充，认为“礼乐”与“刑”“政”是分不开的，充分把“礼乐”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了。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则表现的是“乐”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在本文开头《正义》中提到的，乐是由于人心对外物的感知而产生的。从人们的“心”出发来治理天下就是“乐”不同于“礼”、“刑”、“政”的特殊的社会作用。然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乐记》的作者可能受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让《乐记》多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将“乐”在社会中的作用过于的夸大，认为乐能支配自然界中许多固有的规律，使“乐”永恒化、绝对化。
B、对音乐本质的分析
《乐记．乐本》：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乐记.乐本》这句非常著名的话，恰到好处的说明了音乐的本质，有以下三点：
一、音乐是由人心中产生的，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而产生的。
二、人的情感的产生，是由于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
三、音乐的产生，包含了一个由自然的“声”到审美的“音”的转化过程。
在这里强调的是“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一切都从“人心”出发，而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又属于唯物主义的，因为音乐的产生是受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此外，这里将“声”与“音”加以比较区分也是在《乐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最开始产生的“声”不具有审美的特性，是完全的自然之声，后来因为“声”有了规律，有了一定的节奏，相互和谐，才能形成“音”，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慢慢向上的一个过程。
在《乐记》中还提到了“知声、知音、知乐”的思想。“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这句话中，区分了人与动物，君子与庶人，说明了只有人才能审美，而不同的人的审美能力是有差异的，虽然有封建等级的思想，但其中也有合理的因素存在。孔子听了“邵乐”，三月不知肉味，而我们一般的人却难以达到如此境界。
“声音之道与政通”，是《乐记》对后代美学的影响。《乐记．乐本》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于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因为“乐”是由人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产生的，据《乐记》的分析，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不同的社会氛围之下，产生的音乐的特性是不同的。太平盛世的音乐是欢乐祥和的，战乱时期的音乐是愤怒而粗暴的，国家濒临灭亡，所以她的音乐也是哀怨与无力的。观以后世的作品，《左传》中的“季札观乐”，孔子“兴观群怨”中的“诗可以观”都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声音之道与政通”，说明了音乐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价值，当然辩证的看待，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积极方面：“观风俗”“知得失”“补差时政”《汉书．艺文志》：“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消极方面：因为《乐记》中存在着“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所以统治者认为应加强对音乐的控制，《乐记》的这种思想，就为统治者加强集权的理论根据。这时，我们不难联想到三国时期，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是没有哀愁和快乐的，不会对国家的兴亡和社会政治的发展造成影响的，而这一观点恰恰与《乐记》中的相关论断相反。
2、《史记.乐书》
司马迁与“乐”
在司马迁之前，《吕氏春秋》中说道，道生万物，万物凡有形体满足条件就发声，有声就能成乐。这里说到了人和事受到的乐的影响，但只是强调了自然中本身客观的方面，而在本文前几段落我们提到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作者并没有意识到。把乐分成大乐（le，古代指典雅庄重的音乐，用于帝王祭祀、朝贺、燕享等典礼）、侈乐（批判统治者过度追求声色享乐，以欲望的满足为乐、为美的德行，认为这种违反“中和之音”的乐是“乱世之音”）、古乐等篇目，认为“亡国戮民非无乐（yue）也，其乐（yue）不乐（le）。《乐书》中的“乐者，乐也”提高到了人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也是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在司马迁看来只有能使人快乐的音乐才能叫做“乐”，而这种快乐又要受到意识制约，这里是说需要一种指导人快乐的一种规范。“乐者，所以异乐(le)也。”
按照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乐书》全章分作四个部分：
《乐书》中列举了很多历史上真实的事例：
周成王作《颂》，推原自身所受的惩创，为家中所遭遇的祸难而悲痛：“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颂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
《书传》说“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让为礼以损减为乐，乐也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譤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
孔子不能与齐国的女优人并容与鲁国，虽然他退出鲁国政界，整理雅正的音乐以诱导世人，作《五章》的歌曲以讽刺时事，犹不能感化世人。“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
秦二世更加喜好以音声为娱乐：秦二世犹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击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释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在以上四个例子提到了音乐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对百姓道德的教化作用，说到了孔子“正乐”的故事，说明了对音乐的欣赏和娱乐要有一定的节制，不能过分的贪图享乐。在秦二世的故事当中提到了与《礼记.乐记》中“礼辩异，乐和同”相似的观点，“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也。”这些在《乐记》中原有的论断，我们同样能在《乐书》清晰的看到。
《乐书》中对声、音、乐的理论、特性的论述与《乐记》中是基本相同的。《乐书》中提到了心情与“声”的六种关系：哀痛的心情其声急促而且由高而低，由强而弱；欢乐的心情其声舒慢而宽缓；喜悦的心情其声发扬而且轻散；愤怒的心情其声粗猛严厉；如果充满敬意，其声正直清亮；如果充满爱意，其声柔和动听。
在《乐书》中同样体现了“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作者将“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了在社会政治阶层中的不同成分。“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人们既要遵守一定的尊卑秩序，又要相亲相爱，这也是与《乐记》中的理论相同的。
在《乐书》司马迁提到了“古乐”与“今乐”、国君听到不同乐器演奏的音乐会思念不同的臣子、不同的地方，因为受到不同习俗的影响，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按《正义》所说，《礼记．乐记》是公孙尼子所撰，（但可能在《乐记》的编撰中只是“采公孙尼子”而为河间献王刘德所作）《史记》缺《乐书》篇，褚先生取公孙尼子文而升降颠倒其篇次而补之。以《乐书》与今传十三经本《礼记．乐记》比较,除篇次不同外,相异处尚有171字,部分是语词、虚字有繁简，其余多半是古今字之不同，仅此即可知《乐书》所据本比《礼记．乐记》更为久远。
结束语：从先秦到两汉，从《礼记.乐记》到《史记.乐书》，中国古代的美学在不断的发展着，从宏观到微观，这两部作品无疑的反应出了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的概貌。两部作品都很好的说明了美学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学科，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音乐紧密相联，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个柏拉图“理式”的“理念世界”同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世界”，所有的思想与理论观点都离不开人们每天的生活。在两部作品中贯穿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和中国传统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受儒家影响较大。当今的中国，提倡文化繁荣，希望通过文化的发展来带动政治的发展，其中音乐也是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得不说，也是受到了“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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