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以为朱元璋是一个杀贪官、爱百姓的好皇帝。
深入思考洪武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之后，才愈发觉得人们把朱皇帝想得太好了。权柄在我，朕即国家，在朱元璋眼里除了利益，哪有什么是非道义呀？
郭桓是我的老乡，《明史》中写明：“郭桓，兖州府东平州人。”这样，他的东平人身份就不用怀疑。看郭桓在洪武四年（1371年）以贤良举荐为官，可知他在此时已经成年，是朝廷眼中的“贤良”之人，明朝是1368年建立的，那么郭桓是由元入明的遗民。
蒙元之际的东平，是“东平学派”的大本营，这里培养的人才贯穿了蒙元百年，特别是翰林院、太常寺、集贤院、国子监等部门，几乎为东平府学师生所垄断。在元、明鼎革之际，有一些元朝官员以“秀才”“ 贤良”的身份进入的明朝官僚队伍，比如东平文士任元朝河东宪使的牛谅，就以“秀才”身份到南京任翰林典簿，时间在1368年初。
到1371年二月，牛谅因为陪同张以宁出使安南即今越南而升为工部员外郎，或许此时，同为东平人的郭桓被牛谅推荐任职的可能极大，1372年，牛谅就成了工部侍郎，是尚书黄肃的主要助手，看郭桓后来主要从事司法和财务工作，和牛谅的工作由较多一致性，回想牛谅和他的叔父元朝状元牛继志均在张士诚属下任职，可以推知郭桓家族在东平时和牛谅家族有着密切的乡谊关系。也就在此年，郭桓离开南京到山西任按察司佥事，成为一名为正五品的监察官员，远离了京城的是非漩涡。
郭桓在朱元璋朝廷仕途尚顺。或许是受朱元璋先期对张士诚下属江浙文士集团残酷迫害的影响，郭桓的援手牛谅1375年离开礼部尚书的位子，他的仕途属于平稳过渡期。看来，郭桓是和牛谅慢慢拉开了距离的，虽然不在朱皇帝的宠信之列，但也没有被一棍打死，仍保存了在地方发展的实力。比如东平还有一位同期的尚书，名叫李宗艺，只有少数史料记载他曾任刑部尚书，其他基本没有留史痕迹，估计是在朱元璋时期被残酷杀戮者，他不仅被消除了肉体，连一切史记也被消除干净了，这就是洪武帝的雷霆手段与做派。
郭桓再次被朝廷重视，是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的夏四月。在此年的考核中，郭桓被评定为优等。此时，经过1376年到1382年的“空印案”，还有1380年的“胡惟庸案”，大批官员和功臣被镇压。朱元璋的铁腕政治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是打击了贪腐行为，二是巩固了统治，三是为北伐元朝军队积累了一定物资基础。在严酷政治里，官员们平日上朝都战战兢兢，甚至备好棺材，不知道自己走出家门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郭桓有了12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十分清楚朱元璋的治吏做法。在1384年到南京任职的时候，满朝看到的是一个官服破旧、目光坚毅的中年人。此时，郭桓任户部右侍郎，品级由正五品升到正三品，职责也由地方监察身份变为国家的财务主管官员之一。此时的户部尚书是山西长子县人粟恕，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试任户部右侍郎，很快接任被改任他职的户部尚书王时。
粟恕干了没有几个月，就因不能完成朱元璋需要的军粮征集任务而免职，被降职任福建参政，官衔由正二品降为从三品；这样户部尚书就出现了空缺，于是朱元璋让郭桓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担任代理户部尚书，负责军粮征缴工作，而排名在郭桓前面的户部左侍郎封益直接因为工作不力被诛杀。可能是不太满意郭桓的工作，加上朱元璋筹划更大规模地攻击北元军队的需要，朝廷在1385年一月调任山东左布政使徐铎为户部尚书，磨勘司令王道亨为户部左侍郎，户部试尚书郭桓为右侍郎，这样郭桓就由过去的户部一把手降为了三把手，他实际主持户部工作前后仅仅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
1385年三月，已经心惊胆战的郭桓迎来了更为昏暗的日子，御史御史余敏和丁廷呈给朱元璋一本奏折，揭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的赵全德勾结户部右侍郎郭桓一起贪污舞弊,徇私枉法，很快他们三人被抓。在严刑拷打下，郭桓等人又供出了户部左侍郎王道亨、侍郎胡益等人，牵扯地范围陆续扩大；在锦衣卫衙门地折磨下，案件又牵出牵连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发现他们除侵吞宝钞金银外,还结伙贪污税粮及鱼盐等，折米以及各布政司伙同郭桓等人所盗卖的仓粮,总数在2400万石左右，比当时明朝一年的税收还多，让很多人感觉到多得简直不可思议。
郭桓一案的结果是，全国十二个布政司的官员多数牵扯进来，三月，郭桓被杀；四月，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被杀；六部侍郎以下多数官员被捕杀，还有一些基层官员、乡村富户也株连被杀，前后达有数万人之多。
郭桓案的结果是，审刑司主持审案的吴庸报上其人贪腐2400万石恐怕百姓不信，减少为700万石。对于这些人的贪污所得，一概充公。结果是，一方面老百姓达到中等水平的人家大部分破产，出现了举国骚动的民怨局面；两一方面，之前为缺少军粮苦闷的朱皇帝获得了巨額物资支持，1387年正月名将冯胜、傅友德、蓝玉等人率领20万大军出发，大败元太尉纳哈出。在郭桓案中，官员百姓深受株连，或被杀，或倾家荡产，朱皇帝却赚了个盆满锅满，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物资财富，成为掩嘴笑的最大受益者。
为了平息民怨，朱元璋在处决数万人后，最后杀死的就是主审郭桓案的官员吴庸。为了让吴庸口服心服，在朝见时，朱元璋屏退别人，单独和吴庸这位忠心的下属谈话，告诉他：“杀你确实怨，但是为了平息民愤，朕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可用了。”吴庸的回答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吴庸心里明白，自己当初怨判郭桓时，这位替朱皇帝聚敛了巨額财务的干吏也是忍受了“不得不死”的悲愤与冤屈，只是时间比自己早了数月而已。
朱元璋借郭桓和众多官员的手，借出了百姓特别是富户的余粮，用于支持1387年的第六次、1388年的第七次两次大规模北伐，逼杀北元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俘获北元太子、公主等119人、王公2994人，军民近8万人，牲畜无数以及北元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彻底摧毁了北元小朝廷，解除了蒙古势力对明朝北部的威胁。
朱元璋知道悠悠众口很难堵住，生前千方百计宣传郭桓的贪腐和该死，并在亲自核定的《明大诰》中重申郭桓是十恶不赦的贪官。就连郭桓被杀时才8岁的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在编辑戏曲论著《太和正音谱》时，专门收入了杂剧《郭桓盗官粮》一剧，继续为父亲的诡诈手段进行掩饰与讴歌。
在明朝的高压政策下，郭桓案作为“洪武四大案”之一对官员产生了极大震慑效果；到清朝，文士已经无从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沿用旧说把郭桓归类为贪腐罪臣。
好在家乡人对郭桓是存疑的，在清朝雍正时期任山东巡抚的岳濬组织人员编修《山东通志》之时，在部分文士的坚持下，此书的《人物志》收录的郭桓简历，指出他是东平人，曾任明朝的侍郎，对于历史上泼污在他身上的贪腐罪恶只字未提，可见在此时文士眼中，就已经对朱元璋时期的做法有所存疑，有人已经认为郭桓案就是洪武帝一首策划的天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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