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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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部是决定事业的关键因素，
选用、提拔优秀的干部是一个单位、地区乃至国家兴旺的决定因素。
也决定着干部自身的进步。
所以，干部考核和选用一直被所有人高度的重视。
但人类社会毕竟还是世俗社会，选优还好说，
不优闹个称职这也还都说的过去，
可必须要选出一般和不称职的干部，这就比较难了。
康熙元年，还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时期。
八岁的康熙不知道是听了哪位大臣的建议，对干部考核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说：过去内外官员三年一次任满考核，然后决定奖惩升黜，此外还有京察和大计，很多都是繁文缛节。
以后继续停止京察、大计，专门实行任满考核制度，考核结果分五个等级，分别予以奖惩。
一二等为称职，加级记录在案，
第三等政绩平常者留任原职，
第四等为政绩不及者降级调任，
第五等不称职者革职。
以后升职转任，一等者优先选用。
2.
奖优罚劣，大家都觉得不错。
可落实起来，问题就出来了。
康熙三年，康熙皇帝对吏部官员说：
督察院近日对内外文武官员进行任满考核，考评为一等、二等的很多，
难道就没有一个才力不及、不称职的官员吗？
考评结果出来了，居然都是好的，没有不合格的。
估计没有按比例下达指标。
康熙接着说，你以后这样吧，各部及各直隶省文武官员的任满考核，要将三年之内某官所办某事，一一查明保奏，如果考核出来的一二等官员，还存在不能称职的情况，要将考核时保奏的官员一并严厉治罪。
3.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康熙四年，御史季振宜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他对皇帝说：
自从实行任满考核以来，大臣们自行上疏，都说自己的好，以博取朝廷的赏赐。
由部院堂官考核下属官员，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谁肯撕破情面秉公行事？
（堂官考核司属，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
其中投机钻营、奔走竞争，弊病不可胜言。
每次的评优，都跑的热窑似的，背地里请客喝酒找关系、拉票的多了。
都是人情社会，选好的还好，选不好的怎么得了？
看来，小皇帝想的简单了。
季振宜建议：今后只要求总督、巡抚不时检举弹劾不法官员，而没有被参劾、处罚错误的官员，就可以提高职级待遇、升迁转补。
这是权力下放，把选优的权力下放到省里、部里。
领导一重视，下边就会有结果。
康熙七年，甄别第四等政绩不及的官员三十七人，按规定，这些官员应该得到相应的处分。
康熙皇帝一向以宽大为怀。
谕旨这些人不必调任，一律记录二级。
满洲官员回归旗籍，汉族官员退休了事。
4.
选人用人这事一直被历代皇帝重视，没有人才影响事业发展国家安定。
于是，皇帝就让大臣们举荐人才。
康熙十七年，康熙皇帝诏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科道官员、在外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才。
要求他们一定要虚心延请探访，得到真正的人才。
这些官员也真的很努力，大学士李蔚等人推荐了原任副使曹溶等七十一人。
本来很好的事，很和谐，
可事实上，举贤不避亲这件事也就是嘴上说说。
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就对大学士勒德洪说，有的推荐门生，有的推荐科考同年，有的推荐同乡亲友。
九卿共同讨论推选官员，理当以公正之心持论，怎么可以一两个人专擅行事呢？
那些专擅行事、固执己见、妄加庇护的人，科道官员为什么不纠察参劾呢？
这是皇帝的困惑。
康熙四十年，康熙皇帝对大学士说：
我凡是用人，都要咨询各位大臣然后才任用。
如果不信任各位大臣，我还信任谁去呢？
我听政四十多年了，观察各位大臣所保奏的人才，都是各自的党羽。
（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
悲哀呀。
都是自己的党羽，考核时能让他不称职吗？
更何况有官员犯罪被处分，保举人还负有连带责任呢。
5.
高层讲道理，基层讲故事。
有时上面非常严肃的政策到了最基层执行的就很狗血。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续编》里记录了一个考核的故事。当时，梁恭辰的父亲梁章钜任军机章京，县一级干部的考核归他管。
甘肃有两个县令，甲强而乙弱，皆劣员也。
当时根据两个人的实际情况，梁章钜就想把乙定位疲软而弹劾。省里和县里的小道消息和民间组织部推测，也是乙县令这次可能够呛。
消息就传出去了。
甲县令和乙一直有矛盾，听说这个消息后大喜。在一次公开场合当面诋毁乙县令，乙怒形于色却不敢计较，于是，大家都为乙鸣不平，觉得甲县令太过分了。
过了几天，考核结果出来了。
乙县令没事儿，甲县令因为浮躁被弹劾。
乙这下子高兴了，对甲反唇相讥，边上听着的人都觉得痛快。
甲县令气的脸通红，攥紧拳头就要打乙县令，被众人给拦下了。
甲县令被人挟持着送回了家，很快就得了“狂易之疾”，
死了。
6.
都是人情社会。
皇帝都不较真，
难得糊涂，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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