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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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部是决定事业的关键因素,
选用、提拔优秀的干部是一个单位、地区乃至国家兴旺的决定因素。
也决定着干部自身的进步。
所以,干部考核和选用一直被所有人高度的重视。
但人类社会毕竟还是世俗社会,选优还好说,
不优闹个称职这也还都说的过去,
可必须要选出一般和不称职的干部,这就比较难了。
康熙元年,还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时期。
八岁的康熙不知道是听了哪位大臣的建议,对干部考核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说:过去内外官员三年一次任满考核,然后决定奖惩升黜,此外还有京察和大计,很多都是繁文缛节。
以后继续停止京察、大计,专门实行任满考核制度,考核结果分五个等级,分别予以奖惩。
一二等为称职,加级记录在案,
第三等政绩平常者留任原职,
第四等为政绩不及者降级调任,
第五等不称职者革职。
以后升职转任,一等者优先选用。
2.
奖优罚劣,大家都觉得不错。
可落实起来,问题就出来了。
康熙三年,康熙皇帝对吏部官员说:
督察院近日对内外文武官员进行任满考核,考评为一等、二等的很多,
难道就没有一个才力不及、不称职的官员吗?
考评结果出来了,居然都是好的,没有不合格的。
估计没有按比例下达指标。
康熙接着说,你以后这样吧,各部及各直隶省文武官员的任满考核,要将三年之内某官所办某事,一一查明保奏,如果考核出来的一二等官员,还存在不能称职的情况,要将考核时保奏的官员一并严厉治罪。
3.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康熙四年,御史季振宜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他对皇帝说:
自从实行任满考核以来,大臣们自行上疏,都说自己的好,以博取朝廷的赏赐。
由部院堂官考核下属官员,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谁肯撕破情面秉公行事?
(堂官考核司属,朝夕同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
其中投机钻营、奔走竞争,弊病不可胜言。
每次的评优,都跑的热窑似的,背地里请客喝酒找关系、拉票的多了。
都是人情社会,选好的还好,选不好的怎么得了?
看来,小皇帝想的简单了。
季振宜建议:今后只要求总督、巡抚不时检举弹劾不法官员,而没有被参劾、处罚错误的官员,就可以提高职级待遇、升迁转补。
这是权力下放,把选优的权力下放到省里、部里。
领导一重视,下边就会有结果。
康熙七年,甄别第四等政绩不及的官员三十七人,按规定,这些官员应该得到相应的处分。
康熙皇帝一向以宽大为怀。
谕旨这些人不必调任,一律记录二级。
满洲官员回归旗籍,汉族官员退休了事。
4.
选人用人这事一直被历代皇帝重视,没有人才影响事业发展国家安定。
于是,皇帝就让大臣们举荐人才。
康熙十七年,康熙皇帝诏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科道官员、在外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才。
要求他们一定要虚心延请探访,得到真正的人才。
这些官员也真的很努力,大学士李蔚等人推荐了原任副使曹溶等七十一人。
本来很好的事,很和谐,
可事实上,举贤不避亲这件事也就是嘴上说说。
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就对大学士勒德洪说,有的推荐门生,有的推荐科考同年,有的推荐同乡亲友。
九卿共同讨论推选官员,理当以公正之心持论,怎么可以一两个人专擅行事呢?
那些专擅行事、固执己见、妄加庇护的人,科道官员为什么不纠察参劾呢?
这是皇帝的困惑。
康熙四十年,康熙皇帝对大学士说:
我凡是用人,都要咨询各位大臣然后才任用。
如果不信任各位大臣,我还信任谁去呢?
我听政四十多年了,观察各位大臣所保奏的人才,都是各自的党羽。
(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
悲哀呀。
都是自己的党羽,考核时能让他不称职吗?
更何况有官员犯罪被处分,保举人还负有连带责任呢。
5.
高层讲道理,基层讲故事。
有时上面非常严肃的政策到了最基层执行的就很狗血。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续编》里记录了一个考核的故事。当时,梁恭辰的父亲梁章钜任军机章京,县一级干部的考核归他管。
甘肃有两个县令,甲强而乙弱,皆劣员也。
当时根据两个人的实际情况,梁章钜就想把乙定位疲软而弹劾。省里和县里的小道消息和民间组织部推测,也是乙县令这次可能够呛。
消息就传出去了。
甲县令和乙一直有矛盾,听说这个消息后大喜。在一次公开场合当面诋毁乙县令,乙怒形于色却不敢计较,于是,大家都为乙鸣不平,觉得甲县令太过分了。
过了几天,考核结果出来了。
乙县令没事儿,甲县令因为浮躁被弹劾。
乙这下子高兴了,对甲反唇相讥,边上听着的人都觉得痛快。
甲县令气的脸通红,攥紧拳头就要打乙县令,被众人给拦下了。
甲县令被人挟持着送回了家,很快就得了“狂易之疾”,
死了。
6.
都是人情社会。
皇帝都不较真,
难得糊涂,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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