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五月份，江南鸟语花香，犹如人间天堂。
然而，就在这美好的春天，却因为一本书，搅得很多人不得安生。
华亭县街头有人贴出匿名大字报，揭发本县举人蔡显私自刻印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闲渔闲闲录》，里面的内容对社会严重不满，“怨望讪谤”，没有一点正能量，于康乾盛世的大好形势于不顾，都是描写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阴暗面，都是“悖逆”之语，给国家抹黑。
大字报号召本县乡绅一起去官府举报他。
一时间，整个华亭县舆论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2.
文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华亭县，是现在的上海松江县。
江浙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就是富庶地区，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
可举人蔡显过得并不好，可能是这个人不是很聪明，雍正七年（1729年）中举时，已经32岁了。
史料都说他“一生潦倒，失意官场”，于是就在家开馆授徒为业，相当于办了一所民办学校。
读书人喜欢思考，思考完还喜欢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蔡老师也是这样，他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闲鱼。
到案发时，蔡老师已经出版了七本书，《宵行杂识》两本、《红蕉诗话》、《谭上闲鱼》、《闲鱼剩稿》、《闲鱼闲闲录》两本。
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印刷出版的稿件。
按照范进中举的程序，蔡老师中举后，本应该去做官，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做成。
于是，小文人的忧国忧民又没用的脾气来了，他出版的书籍里有对当地官员、乡绅的不法行为的揭露。
县官们和乡绅都是一伙的，他们才不接受舆论监督呢。
于是，华亭街头，就有人贴出大字报来了。
3.
蔡显是一个厚道人，厚道人胆儿小。
他和县领导有矛盾，发现自己被人举报，就带着书去了府里自首，去自辩清白。
他不知道知府钟某也不喜欢他，看见蔡显来了，直接就予以逮捕，并派人去家里搜书捉人。
《闲鱼闲闲录》中被指为“悖逆”的内容主要有：
对《南山集》案和钱名世案表示不满，称戴名世为”“绝才”；
述及南明事迹直写桂王“永历”年号；
遣责降清的明末大吏洪承畴；
抄录赵双白《哀漳城》诗纪录清军破漳州的惨象，记录清兵南下时屠杀百姓的暴行：
城里无烟白日荒，北军搜尽万家粮。
戈船蔽海天常黑，铁骑飞沙雾转黄。
一郡饥魂哭秋雨，千山战骨夜埋霜。
我生不尽哀时感，塞草寒原几断肠；
这首诗在清统治者眼中是“诋毁王师，大逆不道”的确凿罪证。
此书卷一曾引南昌邓友语，说江西巡抚布兰泰贪赃枉法，诬陷新建知县，使知县最终被斩首。书中对此发表评论说：
“后布（兰泰）削职，上谕凡受布兰泰所劾官员，许该部查明，带领引见，而泉下之鬼未由申其冤枉也。”
在这里，蔡显对死去的新建知县未得平反昭雪表示不满，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对清政府的统治指手画脚，无异于“目无尊上”。
《题友製裟照》诗云：
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
某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的句子；
抄录他人《咏紫牡丹》诗有句云：
“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等，最后这个最容易被人理解成反清复明的思想。
文人呀，当权者不喜欢听什么，你偏要说什么，这不是找病呢吗？！
清史专家孟森认为：
这些文字，有的是引借众说，有的是记录旧闻，作者未必有“悖逆”思想。如“龙王怒嗔”、“南北难分”之类词句，当系随意涉笔，未必别有深刻含意。
一个失意文人，手里没钱没枪，顶破大天，也就是发发牢骚，他还能举兵造反？
正如他所一再强调的：“民之讹言，人之多言，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敢呈笔以贾祸乎！”并声明《闲渔闲闲录》“东涂西抹，勿自懈逸，生逢尧舜世，潇洒送日月”，对清王朝进行歌颂。
很多话都是“听说来的”，不是眼见为实。
可是，这个时候，还有谁会听他的辩解？
4.
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对蔡显一案进行了会审。
在严刑逼供之下，蔡显招了：
“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
高晋、明德将审讯拟判写成奏折，呈皇帝请旨，同时把蔡显所编各书内“悖逆显著之处”逐一圈点粘签，恭呈乾隆皇帝御览。
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
蔡显身为举人，享国家太平之福，如果著书立说，鼓吹休明，原所不禁，乃存心诡诈，造作逆书，任意谤毁，丧心病狂，罪大恶极，不唯人心共愤，直使天理不容。故书甫刻成即被揭败露，应请亟置重典，以快人心，蔡显合依大逆，凌迟处死。
一个国家干部（举人），拿着国家给的俸禄，还辱骂当朝。
一点都不讲政治，没有正能量，这还了得！
5.
乾隆皇帝执政之初，就总结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的执政经验，给自己定下来一个宽严相济的策略，“治贵得中”，可到了乾隆十六年，乾隆变了，开始大兴文字狱。
起初，乾隆在看了高晋、明德的奏折后，“阅原书内所签出各条，各属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尚无诋毁朝政字句”，认为“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遂表示宽宥。
六月初五日，乾隆降旨：“蔡显刊刻书词，……核其情节，尚与诋谤肆逆者有间，着从宽改为斩决，伊子蔡必照亦着从宽改为应斩监侯，秋后处决。余依议。”
只是对蔡显和他的儿子做出了判决，没有涉及更多的人。
6.
在乾隆皇帝的执政理念里，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非常重视。
御史汤先甲等人曾经上书乾隆皇帝，建议不要对“造作妖言、搜罗野史”这样的事情太在意，“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
乾隆则表示：
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于法断无可纵！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
乾隆这种态度，其他人就都不敢说话了，于是，乾隆朝的文字狱最多，达142起。
随后，乾隆又细细查阅了蔡显的著作，终于让他看出了更为严重的问题。
他认为书中有许多“悖逆”的语句，高晋等竟漏掉未能签出。
于是乾隆又再次发布《蔡显案各犯应按律严治不得姑息谕》，痛责蔡显：
“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乾隆下令将蔡显立即斩首，并要求对蔡显的门人及亲朋好友“逐一严加跟究”，对印刷此书的书商亦应“治以应得之罪”。
这就使案件扩大化了。
7.
挨了训斥的高晋和明德对此案的重新审讯，首先着力于追查一百二十部《闲渔闲闲录》的下落。
《闲渔闲闲录》共刻印一百二十部，书商吴建千带走一百部自售，蔡显自留二十部，分送给其亲友故旧和众门人。书商吴建千带走的一百部，除四十五部呈交官府，其余都已卖出而去向不明。
这样官府就由蔡显所赠《闲渔闲闲录》的下落顺藤摸瓜，抓出了一大批蔡的门生故旧。
其中闻人倓系候补训导，曾为《闲渔剩稿》作序；胡鸣玉已八十三高龄，蔡显假借其名为《宵行杂识》作序。其他门人事先对蔡显刻书一事并不知晓。书刻成后，有的见过此书，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
失意文人蔡显为了显示自己门徒众多、交流广阔，遂将很多人的名字写入书中，不料却使他们因此得祸。
虚名害人。
由于乾隆下旨明令“按律严治不得姑息”，高晋等地方督抚便对这些株连者“逐一严加根究”。按照清律“大逆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的规定，分别对二十四名学者进行了判决。
唉！
文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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