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五月份,江南鸟语花香,犹如人间天堂。
然而,就在这美好的春天,却因为一本书,搅得很多人不得安生。
华亭县街头有人贴出匿名大字报,揭发本县举人蔡显私自刻印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闲渔闲闲录》,里面的内容对社会严重不满,“怨望讪谤”,没有一点正能量,于康乾盛世的大好形势于不顾,都是描写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阴暗面,都是“悖逆”之语,给国家抹黑。
大字报号召本县乡绅一起去官府举报他。
一时间,整个华亭县舆论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2.
文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华亭县,是现在的上海松江县。
江浙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就是富庶地区,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
可举人蔡显过得并不好,可能是这个人不是很聪明,雍正七年(1729年)中举时,已经32岁了。
史料都说他“一生潦倒,失意官场”,于是就在家开馆授徒为业,相当于办了一所民办学校。
读书人喜欢思考,思考完还喜欢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蔡老师也是这样,他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闲鱼。
到案发时,蔡老师已经出版了七本书,《宵行杂识》两本、《红蕉诗话》、《谭上闲鱼》、《闲鱼剩稿》、《闲鱼闲闲录》两本。
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印刷出版的稿件。
按照范进中举的程序,蔡老师中举后,本应该去做官,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做成。
于是,小文人的忧国忧民又没用的脾气来了,他出版的书籍里有对当地官员、乡绅的不法行为的揭露。
县官们和乡绅都是一伙的,他们才不接受舆论监督呢。
于是,华亭街头,就有人贴出大字报来了。
3.
蔡显是一个厚道人,厚道人胆儿小。
他和县领导有矛盾,发现自己被人举报,就带着书去了府里自首,去自辩清白。
他不知道知府钟某也不喜欢他,看见蔡显来了,直接就予以逮捕,并派人去家里搜书捉人。
《闲鱼闲闲录》中被指为“悖逆”的内容主要有:
对《南山集》案和钱名世案表示不满,称戴名世为”“绝才”;
述及南明事迹直写桂王“永历”年号;
遣责降清的明末大吏洪承畴;
抄录赵双白《哀漳城》诗纪录清军破漳州的惨象,记录清兵南下时屠杀百姓的暴行:
城里无烟白日荒,北军搜尽万家粮。
戈船蔽海天常黑,铁骑飞沙雾转黄。
一郡饥魂哭秋雨,千山战骨夜埋霜。
我生不尽哀时感,塞草寒原几断肠;
这首诗在清统治者眼中是“诋毁王师,大逆不道”的确凿罪证。
此书卷一曾引南昌邓友语,说江西巡抚布兰泰贪赃枉法,诬陷新建知县,使知县最终被斩首。书中对此发表评论说:
“后布(兰泰)削职,上谕凡受布兰泰所劾官员,许该部查明,带领引见,而泉下之鬼未由申其冤枉也。”
在这里,蔡显对死去的新建知县未得平反昭雪表示不满,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对清政府的统治指手画脚,无异于“目无尊上”。
《题友製裟照》诗云:
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
某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的句子;
抄录他人《咏紫牡丹》诗有句云:
“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等,最后这个最容易被人理解成反清复明的思想。
文人呀,当权者不喜欢听什么,你偏要说什么,这不是找病呢吗?!
清史专家孟森认为:
这些文字,有的是引借众说,有的是记录旧闻,作者未必有“悖逆”思想。如“龙王怒嗔”、“南北难分”之类词句,当系随意涉笔,未必别有深刻含意。
一个失意文人,手里没钱没枪,顶破大天,也就是发发牢骚,他还能举兵造反?
正如他所一再强调的:“民之讹言,人之多言,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敢呈笔以贾祸乎!”并声明《闲渔闲闲录》“东涂西抹,勿自懈逸,生逢尧舜世,潇洒送日月”,对清王朝进行歌颂。
很多话都是“听说来的”,不是眼见为实。
可是,这个时候,还有谁会听他的辩解?
4.
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对蔡显一案进行了会审。
在严刑逼供之下,蔡显招了:
“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
高晋、明德将审讯拟判写成奏折,呈皇帝请旨,同时把蔡显所编各书内“悖逆显著之处”逐一圈点粘签,恭呈乾隆皇帝御览。
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
蔡显身为举人,享国家太平之福,如果著书立说,鼓吹休明,原所不禁,乃存心诡诈,造作逆书,任意谤毁,丧心病狂,罪大恶极,不唯人心共愤,直使天理不容。故书甫刻成即被揭败露,应请亟置重典,以快人心,蔡显合依大逆,凌迟处死。
一个国家干部(举人),拿着国家给的俸禄,还辱骂当朝。
一点都不讲政治,没有正能量,这还了得!
5.
乾隆皇帝执政之初,就总结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的执政经验,给自己定下来一个宽严相济的策略,“治贵得中”,可到了乾隆十六年,乾隆变了,开始大兴文字狱。
起初,乾隆在看了高晋、明德的奏折后,“阅原书内所签出各条,各属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尚无诋毁朝政字句”,认为“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遂表示宽宥。
六月初五日,乾隆降旨:“蔡显刊刻书词,……核其情节,尚与诋谤肆逆者有间,着从宽改为斩决,伊子蔡必照亦着从宽改为应斩监侯,秋后处决。余依议。”
只是对蔡显和他的儿子做出了判决,没有涉及更多的人。
6.
在乾隆皇帝的执政理念里,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非常重视。
御史汤先甲等人曾经上书乾隆皇帝,建议不要对“造作妖言、搜罗野史”这样的事情太在意,“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
乾隆则表示:
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于法断无可纵!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
乾隆这种态度,其他人就都不敢说话了,于是,乾隆朝的文字狱最多,达142起。
随后,乾隆又细细查阅了蔡显的著作,终于让他看出了更为严重的问题。
他认为书中有许多“悖逆”的语句,高晋等竟漏掉未能签出。
于是乾隆又再次发布《蔡显案各犯应按律严治不得姑息谕》,痛责蔡显:
“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乾隆下令将蔡显立即斩首,并要求对蔡显的门人及亲朋好友“逐一严加跟究”,对印刷此书的书商亦应“治以应得之罪”。
这就使案件扩大化了。
7.
挨了训斥的高晋和明德对此案的重新审讯,首先着力于追查一百二十部《闲渔闲闲录》的下落。
《闲渔闲闲录》共刻印一百二十部,书商吴建千带走一百部自售,蔡显自留二十部,分送给其亲友故旧和众门人。书商吴建千带走的一百部,除四十五部呈交官府,其余都已卖出而去向不明。
这样官府就由蔡显所赠《闲渔闲闲录》的下落顺藤摸瓜,抓出了一大批蔡的门生故旧。
其中闻人倓系候补训导,曾为《闲渔剩稿》作序;胡鸣玉已八十三高龄,蔡显假借其名为《宵行杂识》作序。其他门人事先对蔡显刻书一事并不知晓。书刻成后,有的见过此书,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
失意文人蔡显为了显示自己门徒众多、交流广阔,遂将很多人的名字写入书中,不料却使他们因此得祸。
虚名害人。
由于乾隆下旨明令“按律严治不得姑息”,高晋等地方督抚便对这些株连者“逐一严加根究”。按照清律“大逆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的规定,分别对二十四名学者进行了判决。
唉!
文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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