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说：
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
1.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皇帝主持的多伦会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清初，我国蒙古族分为内蒙古（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厄鲁特蒙古（漠西蒙古）。
1687年，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发动叛乱，迫使喀尔喀蒙古三部的数十万人全部迁到内蒙古。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皇帝亲自巡视漠北，在滦河上游的闪电河畔，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最终达成约定：
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廷的法令；
令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废除喀尔喀三部旧有济农、诺颜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
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并实行盟旗制度（见《清圣祖实录》）。
短时间看，多伦会盟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管理，孤立了噶尔丹叛军，遏制了沙俄侵略势力，巩固了北部边防。
从长远看，康熙皇帝恩威并施，为蒙古草原的长久稳定，做出了制度上的设计，其影响久远。
会盟分召见、宴会、会盟、阅兵、修庙等几个步骤，而在融洽关系上，宴会在化解矛盾、沟通感情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嘉庆等人在北京和承德避暑山庄，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宴请，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
尤其是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也搭制大幄，演绎了无尽的历史风云。
2.
法国神甫张诚跟随皇帝前往，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康熙皇帝在多伦会盟时宴请蒙古各部的过程：
在皇帝居住的三个内院之外，距最外门十步远处，他们建起一个黄色大帐篷，其形式和皇帝所住的帐幕前面的那个一样。
作为随从的宫廷大臣、内务府官员及刑部官员，按照各自官品就位。都统、王子、满族王公和蒙古王公排列于皇帝左侧，右侧是留给喀尔喀诸王及王子。
典礼完毕，赐宴，召见札萨克之子，观杂技。
皇帝陛下亲手把酒送给大喇嘛，然后三位喀尔喀王，再次给二十位主要的台吉，他们都跪着接酒，一手持杯，同时叩首，饮后再叩首，然后退下。
张诚的叙述中，康熙皇帝威严有加，多伦会盟所有的程序井然有序，即便是喝酒，也是肃穆庄严。
3.
其实，多伦会盟只是稳固北方的开始，接下来的广施仁政，才是北部边疆稳固的根本。
会盟结束，康熙在返京的路上说：
昔秦兴土木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恩威并施，施恩更重要，这是康熙皇帝的一贯主张。
早在康熙初年，他就有过这样的论述，《东华录》里这样记载：
圣祖即位之初，敕谕安南国王黎维祺约：朕唯修德来远，盛代之宏谟。
意思是说，勤修德政，使远人归向，这才是盛世的宏伟国策。
康熙二十二年，他在经过古北口的时候，看见长城躺在那里，也发出同样的感慨：
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
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康熙·古北口》）
作为一位大国皇帝，在解决一千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边疆问题，他要统筹规划，广施德政。
4.
平定北方多年来隐患，是一个系统工程，清史专家袁森坡对多伦会盟做这样的总结：
一、多伦会盟时，康熙皇帝首先是从内蒙古“给地安插”，严定各旗牧地界线，严格审定登记各旗人丁户口，严禁各旗互相兼并，从而消除了草原各部的纷争，创造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安定环境；
二、三部南下时，财物被叛军掠夺一空，人民生活困难，康熙令发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仓储以赈其乏，且足其食。“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三、清政府对蒙政策的成功，进一步孤立了沙俄的侵略势力，在中俄边境中段未定之前，粉碎了鲸吞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阴谋；
四、多伦会盟彻底孤立了噶尔丹势力，加速了他的覆灭；
五、通过多伦会盟，初步加强了对黄教的控制。兴建多伦庆宁寺、多伦善因寺、总管京师、盛京、热河、甘肃、五台山等地黄教寺院，有利于贯彻清政府“佛法两施”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力量；
六、多伦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沟通了塞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和政治文化联系。
5.
把酒言欢，是中国多年的传统，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很多的大的难题都能在酒中化解。
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里，在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清朝的皇帝与蒙古王公各部亲热有加，宴饮酣畅，蒙古各部成为朝廷最有力的同盟。
所以，康熙皇帝说：“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 。
言下之意，使漠北蒙古取代了长城，成为清朝在北疆新的“屏障”。
秦皇汉武都没有解决好的北方民族问题，在万树园的大幄里，刀光剑影变成了轻歌曼舞。
这就是康熙皇帝的伟大之处，由康熙制定下来的民族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足以彪炳史册。
然而，不是所有的宴请都能得到回报。
与康熙皇帝相比，历史上也还有“宴请”后关系更糟糕的，这是隋炀帝杨广。
6.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出塞，在榆林城召见突厥启民可汗。
为接待好突厥首领，显示隋朝之实力，他为此特别制作了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帐篷，帐篷内盛设酒宴，演出百戏，以款待可汗及其部落3500人，还赠与大批礼物。
随行的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和太常卿高颖，私下里议论隋炀帝太过奢华，对突厥人恩礼太过。
本来私下里议论发发牢骚的话，不知道被谁告密到皇帝那里了，隋炀帝当即处死三人，家属流放边远地方。
这件事也被称作隋朝的文字狱，宇文弼等人身为大臣，功高望重，竟无罪被杀，令天下士子寒心。
可隋炀帝自己却一意孤行，迁都城，造宫殿、修长城、开运河、南巡江都、东征高丽，穷极奢华，丝毫不怜惜民力，致使民怨沸腾。
大业十一年八月，他又巡视北部边塞，车驾被几十万骑兵偷袭，偷袭者正是他几年前在巨幄里宴请过的突厥骑兵。
没有德行的恩惠，终究不能得到人心。
7.
康熙皇帝肯定知道了这件事。
康熙十一年，康熙皇帝谕曰：
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圣训》）
意思是说，自古以来与民休养生息，正确的方法就是不扰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前代君臣做事情，喜欢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争权夺利，民生日益艰难，值得借鉴呀！
大臣熊赐履说：皇上此谕，诚千古为治之要道也！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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