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说:
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
1.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皇帝主持的多伦会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清初,我国蒙古族分为内蒙古(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厄鲁特蒙古(漠西蒙古)。
1687年,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发动叛乱,迫使喀尔喀蒙古三部的数十万人全部迁到内蒙古。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皇帝亲自巡视漠北,在滦河上游的闪电河畔,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最终达成约定:
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廷的法令;
令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废除喀尔喀三部旧有济农、诺颜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
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并实行盟旗制度(见《清圣祖实录》)。
短时间看,多伦会盟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管理,孤立了噶尔丹叛军,遏制了沙俄侵略势力,巩固了北部边防。
从长远看,康熙皇帝恩威并施,为蒙古草原的长久稳定,做出了制度上的设计,其影响久远。
会盟分召见、宴会、会盟、阅兵、修庙等几个步骤,而在融洽关系上,宴会在化解矛盾、沟通感情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嘉庆等人在北京和承德避暑山庄,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宴请,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
尤其是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也搭制大幄,演绎了无尽的历史风云。
2.
法国神甫张诚跟随皇帝前往,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康熙皇帝在多伦会盟时宴请蒙古各部的过程:
在皇帝居住的三个内院之外,距最外门十步远处,他们建起一个黄色大帐篷,其形式和皇帝所住的帐幕前面的那个一样。
作为随从的宫廷大臣、内务府官员及刑部官员,按照各自官品就位。都统、王子、满族王公和蒙古王公排列于皇帝左侧,右侧是留给喀尔喀诸王及王子。
典礼完毕,赐宴,召见札萨克之子,观杂技。
皇帝陛下亲手把酒送给大喇嘛,然后三位喀尔喀王,再次给二十位主要的台吉,他们都跪着接酒,一手持杯,同时叩首,饮后再叩首,然后退下。
张诚的叙述中,康熙皇帝威严有加,多伦会盟所有的程序井然有序,即便是喝酒,也是肃穆庄严。
3.
其实,多伦会盟只是稳固北方的开始,接下来的广施仁政,才是北部边疆稳固的根本。
会盟结束,康熙在返京的路上说:
昔秦兴土木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恩威并施,施恩更重要,这是康熙皇帝的一贯主张。
早在康熙初年,他就有过这样的论述,《东华录》里这样记载:
圣祖即位之初,敕谕安南国王黎维祺约:朕唯修德来远,盛代之宏谟。
意思是说,勤修德政,使远人归向,这才是盛世的宏伟国策。
康熙二十二年,他在经过古北口的时候,看见长城躺在那里,也发出同样的感慨:
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
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康熙·古北口》)
作为一位大国皇帝,在解决一千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边疆问题,他要统筹规划,广施德政。
4.
平定北方多年来隐患,是一个系统工程,清史专家袁森坡对多伦会盟做这样的总结:
一、多伦会盟时,康熙皇帝首先是从内蒙古“给地安插”,严定各旗牧地界线,严格审定登记各旗人丁户口,严禁各旗互相兼并,从而消除了草原各部的纷争,创造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安定环境;
二、三部南下时,财物被叛军掠夺一空,人民生活困难,康熙令发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仓储以赈其乏,且足其食。“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三、清政府对蒙政策的成功,进一步孤立了沙俄的侵略势力,在中俄边境中段未定之前,粉碎了鲸吞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阴谋;
四、多伦会盟彻底孤立了噶尔丹势力,加速了他的覆灭;
五、通过多伦会盟,初步加强了对黄教的控制。兴建多伦庆宁寺、多伦善因寺、总管京师、盛京、热河、甘肃、五台山等地黄教寺院,有利于贯彻清政府“佛法两施”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力量;
六、多伦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沟通了塞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和政治文化联系。
5.
把酒言欢,是中国多年的传统,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很多的大的难题都能在酒中化解。
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里,在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清朝的皇帝与蒙古王公各部亲热有加,宴饮酣畅,蒙古各部成为朝廷最有力的同盟。
所以,康熙皇帝说:“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 。
言下之意,使漠北蒙古取代了长城,成为清朝在北疆新的“屏障”。
秦皇汉武都没有解决好的北方民族问题,在万树园的大幄里,刀光剑影变成了轻歌曼舞。
这就是康熙皇帝的伟大之处,由康熙制定下来的民族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足以彪炳史册。
然而,不是所有的宴请都能得到回报。
与康熙皇帝相比,历史上也还有“宴请”后关系更糟糕的,这是隋炀帝杨广。
6.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出塞,在榆林城召见突厥启民可汗。
为接待好突厥首领,显示隋朝之实力,他为此特别制作了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帐篷,帐篷内盛设酒宴,演出百戏,以款待可汗及其部落3500人,还赠与大批礼物。
随行的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和太常卿高颖,私下里议论隋炀帝太过奢华,对突厥人恩礼太过。
本来私下里议论发发牢骚的话,不知道被谁告密到皇帝那里了,隋炀帝当即处死三人,家属流放边远地方。
这件事也被称作隋朝的文字狱,宇文弼等人身为大臣,功高望重,竟无罪被杀,令天下士子寒心。
可隋炀帝自己却一意孤行,迁都城,造宫殿、修长城、开运河、南巡江都、东征高丽,穷极奢华,丝毫不怜惜民力,致使民怨沸腾。
大业十一年八月,他又巡视北部边塞,车驾被几十万骑兵偷袭,偷袭者正是他几年前在巨幄里宴请过的突厥骑兵。
没有德行的恩惠,终究不能得到人心。
7.
康熙皇帝肯定知道了这件事。
康熙十一年,康熙皇帝谕曰:
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圣训》)
意思是说,自古以来与民休养生息,正确的方法就是不扰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前代君臣做事情,喜欢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争权夺利,民生日益艰难,值得借鉴呀!
大臣熊赐履说:皇上此谕,诚千古为治之要道也!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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