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破碎也还可爱的中国”的沉思——《二马》

《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描述的是军阀统治下北平市民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生活景况，比较着重于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现实；《二马》则把视线转向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凌辱。《二马》的中心，是描述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特别是深入描述了由于祖国的衰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还在对比中探索了中国人民愚弱的“.”问题。

《二马》是以作者在异邦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写成的。流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怆而又激愤的。做为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的学者，目睹中国人在伦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极自然的。他渴望中国富强、强大；渴望中国人坚毅、有为。在《二马》中，有时甚至于直接诉诸议论的文字，表述他深广的忧思和痛苦：

痛苦的感受、热切的期望、深沉的思索，这一切交织为《二马》的基本内容。《二马》，这是一个爱国者唱出的一首哀歌。

老舍写作《二马》并不是单单为了描述这种民族歧视所给予人精神的威压；他的构思的重点是，在民族歧视的背景下，尖锐地提出如何振兴中华的问题。　　　《二马》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必须自强，然后才能同其它民族讲平等。“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讥笑你，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改造国民精神入手，因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那还有什么希望！探索救中国的道路，这是当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二马》中，老舍想以比较的方法探求我们古老民族的民族性的落后面如何阻滞了中国的发展。他的这种探索尽管还不能说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是，他还是接触到一些重大的问题。

从探索“国民性”的角度，老舍特别着重地解剖了以马则仁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人们的精神状态。

马则仁的形象是衰朽的民族的一个代表。作者从马则仁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思考问题的习惯等方面，细致地刻划了马则仁的性格，画出了我们民族中或一种已经老化了的灵魂。一种寄生生活所必然铸造出的畸形心理 。１）他自尊自傲，达到一种病态的程度２）毫无民族自尊心，内心卑怯而又空虚。３）他没有思想，一切都被动地按照千百年来的老规矩去做

马威的形象是老舍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来的“晚一辈”中国人的代表。他有着一个弱国国民的深刻的悲哀。他目睹伦敦街头的繁华和喧闹，“他的大眼睛里总是含着两颗热泪，自言自语地说：‘看看人家！挣钱，享受！快乐、希望！看看咱们，省吃俭用的苦耐——省下两个铜子还叫大兵抢了去！哼！……”这种深刻的悲哀，成为马威在伦敦生活时感情的基本状态。特别是当他向玛力表达爱情，遭到拒绝，这种悲哀越发浓重，甚至有些撕肝扯肺：“为什么？我是个中国人？爱情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就那么不值钱，连爱情都被剥夺了吗？”

马威的民族自尊心以及献身国家的志愿是在经历一系列凌辱以后树立起来的。他同马则仁恰好是一个对比。马则仁是越来越颓唐，最后做出为十五磅钱而不惜贬损国格的丑事；马威则在经历痛苦思索之后，决心为民族、国家的振兴而献身。这种觉悟，随着他与玛力感情上的挫折而日益增进。当他知道自己害的是单相思，他就从理性上决定抛掉这个念头：“没有外国人看得起咱们的，难怪她！”他当然并不轻松：“爱情，孝道，交情，事业，读书，全交互冲突着！感情，自尊，自恨，自怜，全彼此矛盾着！”但是，他还是明白了一个根本道理：“年青的人一定要有点火气，自尊的心！为什么跟着她后边求情！为什么不把自己看重了些！”这是马威性格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族自尊意识的觉醒同献身祖国的决心溶合起来，形成为一种信念：

马威也有弱点。他重感情，爱幻想，遇事犹豫。“马威有思想，有主见，只是没有决断。”他对玛力的感情直到离开伦敦仍不能断绝，他最后还是把那个带钻石的戒指托李子荣带给玛力。老舍是要写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形象，而不是某种概念式抽象精神的图解，马威的弱点使他更富于人情味儿。

李子荣的性格是马威性格的补充。李子荣的性格特色是“重实际”，不尚空谈和幻想。他“只看着事情，眼前的那一钉点事情，不想别的，于是也就没有苦恼。他和狮子一样，捉鹿和捉兔用同等的力量，而且同样的喜欢；自要捉住些东西就好，不管大小。李子荣是个豪杰，因为他能自己造出个世界来！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然而他快乐，能快乐的便是豪杰！”他是官费留学生，到过美国和法国，后来又到英国，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工，在马威家的古玩店做伙计。他做事干练、忠于职守，待人热情诚恳，心地纯厚善良，他后来离开马家古玩店又去帮助西门爵士做事，临走前还帮助马威计划以后应当如何经营买卖，表现出一片热忱。他对于中国人的受歧视非常生气，但是他更知道，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叫别国看重；因此他主张埋头苦干。在爱情上，也贯彻着“重实际”的原则。他说，“我不能爱一个不能帮助我，体谅我，替我负责的姑娘；不管她怎么好看”，马威失恋，他劝说马威要以事业为重。他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曾经梦想如果自己成为一个“财主”，那么他就拿出“多少万”来办公益事业：办报纸、办博物院、办美术馆、办新戏园。这些梦想自然带有空幻的色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即使果然实现了也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权宜之计，于救中国毫无意义，但是我们还是得说，他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他有一种务实际的、进取的生活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马威的一个补充。李子荣并不是作家理想的化身，按作家的设想，倒是马威同李子荣两种性格的统一，才是现代中国青年理想的性格。老舍曾经说过：“马威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注：《我怎样写〈二马〉》。）

《二马》也广泛地描述了英国市民的日常生活，勾画了一些英国人的剪影。这里有心地善良然而被囿于民族偏见的束缚之中不能自拔的温都寡妇，有呼中国人为“老狗”、满脑袋浸透侵略意识的巨商亚历山大，也有在战后开始怀疑帝国主义政策，同情中国人民命运，思想上独立不羁的凯萨林姑娘，等等。对于英国上层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接触，西门爵士和西门太太为给“猫狗医院”募捐，家里请客、跳舞，一个晚上可以花几百镑；对于“金钱万能”的丑恶现象，也做了生动而辛辣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把英国人民同英国帝国主义者等同起来，他是有分析的。英国做为帝国主义的一面，英国的一些人歧视中国人以及信守“金钱万能”哲学的一面，作家在感情上是憎恶的；但是，对于英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事业，对于建筑在物质基础之上的雄厚的国力，对于英国人的求实态度和爱国心（虽然带有严重的民族偏见），作家又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同作家自己爱国主义的感情是有密切关系的。作家苦苦思索振兴中华的道路，而在英国所见的事事物物，无一不触动他这种思索的“神经”，他希望从英国有所取法，是很自然的事。他曾借凯萨林之口，说出如下的话：“拿两国不同的地方比较一下，往往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妥当的结论。”（注：《老舍文集》第一卷第489页。）

不妨这样认为：比较两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性，是《二马》内容的核心。　　　　　马则仁愚弱性格的阶级根源是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软弱性、腐朽性；中国人民所以被帝国主义任意欺凌，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罪恶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人民群众的愚弱和散漫状态只是一个现象。病根不除，病症是难于得到根本疗治的。马威即使富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如果不参加当时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为目的的革命运动，也只能是一种徒然的义愤；李子荣梦想以个人苦干创一番事业，他走的其实不过是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他的一切宏图大计到头来都只能变成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