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读书人一方面以纤弱而多愁善感的形象出现，一方面遵循孔孟“成仁取义”之道,每到国家危难、奸佞当道之际，总会奋不顾身，出现管宁、颜杲卿这样的文人楷模。疾风劲草，板荡忠臣，崔世召因为得罪阉党，锒铛入狱，险遭丧命。但在危难时刻，却能大节不辱，坚贞不屈，因此名重一时，得到宇内诸名家的赞誉垂青。
这从名公巨卿、文人雅士的文字来往中大可见及。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状元韩敬在《重修湖心亭记》中赞誉有加：“使者劲节正气，照曜寰中。”诗人徐兴公《寄彭次嘉》：“崔令君乃敝社中称文章意气两绝者！”而文学家曹学佺在《送崔征仲归秋谷序》更是大鸣不平：“丙丁之际，以虐珰董漕政，其于江右之属县，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令不意误触其锋，阴怒毒蛰，取旨如寄，而令之身不免，宁仅解邑云尔。然根批株连，为祸未已。令曰：‘宁毙我，毋累崇人’。乃速身就道，以听处分。二台使深知令冤，亟欲为令白一言，尚踌蹰未决，而鼎湖之剑已藏，汤林之网遂解。彼虎而冠者，皆厌刀俎之余矣。”
这场劫难，对崔世召的打击是巨大的，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人生观念更显乐观豁达。崇祯元年（1628），侥幸生还的崔世召作《戊辰述怀》明志：“男儿具气骨，挥斥健如虎。掉臂射生蜺，张颐橐千古。”
也正因为这场劫难，使得崔世召在地方史中拥有多重地位。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福宁知府李拔主持修纂《福宁府志》，经反复斟酌，将之与同时遭受阉党迫害的兵科给事中吴国华列入“忠节传”。 乾隆四十六年(1781)，宁德知县卢建其与晋江张君宾修纂《宁德县志》，也遵循府志旧例，将崔、吴二人编入“忠义传”。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闽浙总督程祖洛聘任宁德周墩魏敬中续纂《福建通志》，又将崔世召移入“良吏传”，在大费笔墨记述崔世召政绩之时，也对其忠义事迹极口揄扬。
若说起崔世召的文名，与其操守应当蔚为双璧。终明之世，闽东诗坛的辽阔星空，以明初张以宁和明末崔世召最为璀璨夺目。这两位诗人在闽东诗歌领域里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崔世召为文风格与谢肇淛、曹学佺等“晋安派”领袖相类似，虽后期与“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交游，却不受熏染，风骨依然。观其文，如《<晞发集>序》，磊落豪雄，给人以倒峡泻河之感；《秋谷乞言》，秀逸清新，语言如行云流水般舒缓自如。再如《<击缶集>序》，《<太姥志>跋》、《游支提山记》，无不瑰丽多姿，轻快流畅。其诗歌创作，大抵圭臬唐人，主体风格与中唐诗人李贺、孟郊接近，但不一味拘泥，部分作品与“宗于盛唐”的徐勃、谢肇淛相仿佛。文采与风仪兼具，香艳缠绵，委婉动人，如古乐府《昔昔盐》：“妙舞低垂手，听歌昔昔盐。闺人双泪迸，游子五湖淹。水饯春澌去，阶延月影潜。骄莺藏树涩，弱柳覆堤纤。”；有的作品清新别致，生活气息浓郁，如《打鱼谣》八首；有的作品激昂慷慨，荡气回肠，落地有金石之声，如古风《五人墓》。
除了诗文作品，崔世召还给后人留下了三副对联作品。这三副对联分别为江西南昌滕王阁、浙江桐庐严子陵钓台、湖南桂东八面山茅庵所题。
滕王阁，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自初唐时期修建以来，文人墨客驻足登临，挥毫落纸，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崔世召能在楼中占得一席之地，实属不易。联曰：“阁中帝子安在哉，只留些孤鹜落霞，点缀江山，万里文章归故郡；此地阅人亦多矣，要惟是闲云潭影，迢遥冠盖，一时谈笑付春杯。”①这副对联久经传诵，为清代宁德训导刘家谋《鹤场漫志》、清末林宗泽《平冶楼联话》，当代赵奎生、龚联寿主编《语言的联盟：中国古代名联》、王咨臣、裘之倬主编《滕王阁诗文广存》所收录。
崔世召的过人才华与他的忠义气节一样，受到同时代人以及后人的器重与推崇。时任福建兵备佥事（后官至兵部尚书）的东林党人熊明遇曾高度评价崔世召：“诗文之备美，一似乎其楼之观也。诗则大历、贞元间，文擅苏柳之致。而拟于今，当宗五霸中桓文也。”好友徐兴公也说：“锻炼工巧、词坛之射雕手也”，清代文学家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则评价：“颇清澈，无尘坌气。”
道光二十六年（1846），福州举人刘家谋以大挑任宁德县训导。在任间，延请好友、著名学者谢章铤来宁德担任西席。刘谢二人皆敬慕崔氏风雅，其追仰之心情，在各自的著作中多有表述。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高度评价崔世召的诗歌成就：“沿晋安风雅，派与竟陵游，不染楚氛，可称矫矫。”谢章铤有诗曰：“刺史文章亦出尘，溪云阁下更无人。持杯便有沧桑感，此意何由问水滨。”另在《赌棋山庄词话.卷三》中说：“（崔挺新）秀才为秋谷世召刺史裔孙，刺史与先方伯在杭先生称诗友。秀才一见余，谆谆以古谊相砥砺。余归，复以诗文宠余行，其言俱极郑重也。余酬以绝句云：‘俯仰乾坤共叹嗟。崔郎家世自清华。楼头好月依然在，知有文章继霍霞。’”都对崔世召的诗文成就及历史地位给予了肯定。
注①：崔世召《秋谷集》所记载者于此颇有出入，内容如下：“当筵词客安在哉，只留得秋水落霞，点缀山川，千古文章归故郡；此地阅人亦多矣，谁倩来寒云潭影，招邀冠盖，一时谒啸付深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