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报名记 （十五）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真是大悲大喜的一年。最悲者，唐山大地震也；最喜者，粉碎四人帮也。那个时候，对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不像后来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那么详尽，加之远在边陲，没有收音机，更无电视机，连报纸也没有，一切的消息来源只有连队挂在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还有就是连里开大会传达。所以当时我对大地震所知甚少，说“最悲者”，是现在的感受；但四人帮的覆灭，新疆边陲也是传达到人人皆知的，说“最喜者”，是当时就有的感受。
粉碎四人帮，传达给全国人民一个信息，国家会有一个改弦更张的变化，我当然也这样期盼。盼到1977年春天吧，果然有好消息传来，要恢复高考了，而且听说年龄放宽、政审放宽，虽然到底会放宽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但这总是给人希望的。那时候，兵团的家属中，不乏内陆来的下乡、回乡女知青，也有部分具备高中学历。她们为找工作、改变生活困境，不远万里西出阳关远嫁兵团，结果梦想破灭，做了没有工作的二等公民“家属”。现在，要恢复高考了，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升学最终解决工作问题——显然不容错过。同一个团、甚至同一个师的，都在互相打听，互通信息，决心一搏。我也请重庆的同学寄来了教科书、复习资料，捧着丢弃了整整13年的书本，夜以继日地复习，大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悲壮气概。这样突击了两个月，我自认为，完全有实力和边远地区文革中毕业的年轻人竞争一下了，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与我联系较为密切的有浙江的周、湖南的熊，她们也怀有一样的慷慨赴征的“壮士情怀。”
终于盼到报名那一天。我们蹬了几十公里自行车赶到团部教育科，一看通知，傻了，年龄限制到30岁，而我刚好31岁！我一下呆若木鸡。周和熊年龄都在线内，她们悄悄鼓励我说，年龄又不是政审，就报30岁。我心慌意乱，强忍着随时都会夺眶而出的泪水，机械地和她们一起填了报名表，年龄一栏，报了30岁。那天晚上，住在一位老乡家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不是欺骗吗？将来查出来怎么办？向老乡说起，老乡也没有主意——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欺骗组织，相当于旧戏文中的“欺君之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二天一早，我跑到教育科负责报名工作的刘干事家，向他说明情况，请求他不要取消我的报名资格。他慢慢地刷牙、洗脸，最后说：“你既然已经超龄了，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想来，我有多么的不明事理，我自己都怕欺骗组织，他难道就不怕吗？如果我不说，他或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我说了，就等于将责任全交给他了，除了“我有什么办法？”之外，他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以回答我。
我只有认命，苦笑着对周与熊说，祝你们成功吧。在独自回家的路上，连自行车都蹬不动，哪里还有去时的劲头。那一种无奈和失望，至今记忆犹新。
在周与熊们更刻苦地复习和更焦灼地盼望中，领取准考证的时间到了。谁也不曾料到，兵团又来了文件，规定正式职工才能报名参加高考，家属一律不准报名。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赶到周家，她两只眼睛肿的像桃子一样，见了我，一句话未说就泪如雨下，我握着她的手，也哽咽难言。转天，我正准备去看望熊，却听人说，她已动身回湖南老家去了。
到1978年，兵团准许家属报名参加高考了，我当然年龄更不合适了，而且，至少在我们团，也没有听说有别的家属报名，大概在一次次打击下，能坚持到底的人，终归是少数。不过，周与熊结局不错，周的丈夫是浙大毕业的，在兵团给大学生家属批工作的时候，周得到工作机会，到连队中学任教，后来她夫妻一起调回浙江了。熊回湖南后，次年终于考上了大学，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