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64年夏天，我再次回到故乡时，祖母比较十年前已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在脑后挽一个小小的髻。穿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老蓝布褂子，系着一条旧围裙。到家那天，她站在生产队一群看热闹的人中，没有特别对我说过什么。到吃饭的时候，发现祖母不和我们一起。晚上躺在床上，母亲才对我说起家里的情况。
母亲是1962年初夏回原籍的。两年多来生活非常困难。父亲被捕以前，祖母的“工属光荣”牌子已被摘掉，戴着一顶“富农份子”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她本来话不多，这以后更不爱说话了。因为有祖母在前边挡着，母亲没有戴什么帽子，勉强算“子女”，这是我们那里当时对地富反坏二代的特称，以示与“份子”的区别。
祖母不和我们一锅吃饭，是因为生活太困难。1954年春节回乡时，我看到乡亲们确实是吃的不缺，可是十年后，情况糟得太多了，公社化、大跃进、大饥馑、四清，这些词汇，我们现在轻轻松松一张口就能说出来，但在当时，一道一道都是乡亲们的坎儿。总之，到1964年，乡亲们一年到头在地里劳作，分的口粮即使“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也根本不够。我们家只有老弱妇孺，成份又高，分的口粮更少，祖母就提出单过，生产队分给我们家口粮后，她再按平均数分出一份。一个人总要好解决一点，一把菜叶，一把粮食，她就可以煮一碗糊糊过一顿。她还可以找到一点可怜的“补助”：生产队不少妇女常常叫祖母给她们纳鞋底，祖母不能不应，有的是白纳，有的也随便给半碗粮食或几根红苕。我在农村的四年，就看到无论是早晚或雨天，祖母只要不出工甚至工间休息，随时随地都在纳鞋底。想想1954年那个春节，祖母的仓里有黄谷，窖里有红苕，灶上熏着腊肉，床头的木柜里有挂面、鸡蛋、醪糟、核桃……她曾经那么慷慨地款待我们，现在，她再没有那个能力了，她只能努力地寻觅自己的一口食物……
这样我们家就分成四下了。母亲回乡后，看到自外祖父母饿死，哑舅一人独居，吃不是吃穿不是穿，就把他带到身边，而这时，因担心他跟着我们会饿死，又让他回外祖父母撂下的那个家去了，因为外祖父母家是上中农成份，哑舅又是残疾人，生产队会分给他起码的口粮让他延续生命；堂叔和他的一儿一女已在大饥馑中死去，堂婶带着最小的儿子和新招的上门女婿住在正房是一家；祖母仍住在她原住的那间是一家；我和母亲、两个妹妹住厢房又是一家。这是我决心回乡务农前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四
祖母于1968年去世，享年66岁。
听母亲说，祖母的病因起源于一次批斗会。那时文革的邪火早已蔓延到贫困山乡，针对地富反坏份子定期的“训话会”已上升到不定期的“批斗会”。此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由民兵连长之类的人，单独对站成一排的份子进行训斥，训斥完了就结束了；后者更重“气势”、“形式”，要求群众参加，会议主持者高喊“把某某某押上来”，两个年轻力壮的民兵就架着年老体衰的“份子”快步跑上简陋的土台，“砰”的一声将那衰朽之躯扔在地上，下边群众呼“打倒”之类口号。批斗一般没什么具体内容，偶有拳打脚踢。批斗完了再由主持者高喊“把某某某押下去”，一个份子就算批斗完了，然后再换第二个。祖母生于斯长于斯，乡亲们都知道她苦出身，一辈子未做过任何坏事，奉老抚孤、置田造屋等一生行事，也颇得乡邻称赞，所以她每次不过陪斗而已。但是那次出了一个意外，一个十二三岁的“红小兵”，按辈分我该叫他“叔”的，突然拾起一根颇有分量的柴棍，向那一排低头站着的“份子”走去，用柴棍挨个儿“砰砰砰”地从他们的头上敲过去，又敲过来，这是革命行动，人们一时不知怎么制止，还是他娘冲过去把他扯住，并顺手甩了他一巴掌。回家后，祖母说头晕，不久卧床，后来昏迷，再后来去世。
我们那里的习俗，老人是不能死在床上的，看看祖母已进入弥留状态，母亲和婶母打开她的箱子，看到里面有好几套从未穿过的新衣服，知道祖母是给自己预备的，赶紧给她穿上，梳头擦脸，收拾整洁，把她抱到堂屋里，让她坐在椅子上。好几次，祖母好像要过去了，又回过来，微微睁开眼，一滴泪凝聚在眼角，母亲懂了她的心思，流着泪对她说：“知道你记挂你儿子，但他回不来，你就先去吧。以后他若能回来，去给你烧纸。”不知祖母是否听见母亲的话，一会儿，在母亲、婶母、我的妹妹、婶母的孩子们的哭声中，祖母就真的永远去了。
我们那里还有一个习俗，凡有能力者，年轻时就会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木，祖母也给自己准备了一口很大的棺木。还好啊，一二十年间，不敢说从没人打过她这副棺木的主意，但终于保存到了她去世的那一天。装殓以后，也不敢在家久留，就准备出殡。母亲和婶母在祖母床头的木柜里，找到半坛大米，一小罐猪油，不知祖母是多久节省下来的，是怎么节省下来的。母亲和婶母就用那半坛米煮了一大锅饭，用那一小罐猪油炒了一大锅菜，请了生产队的乡亲们，将祖母下葬了。就葬在她造的院子后边，只有一个土坟堆，没砌一块石头，没立一块短碑。
祖母这一辈子，除了苦扒苦做，挣来一顶富农帽子，让儿孙们饱受株连之外，没给儿孙添一点麻烦，连她的后事所需，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是她自己准备妥当的。——而且，假设，如果她的儿子不出去闹革命，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她至多是个中农或上中农；如果儿子走了，她将自己无力耕种的几担水田出租，也不过落个“小土地出租”；但她选择了雇请长工，据说这是划地富的硬杠子。这样一个善良的、弱小的、也有过自己的美丽、自己的辉煌的生命，就这样蝼蚁般被消灭了。
1987年春节，我第三次回乡时，母亲领我去看祖母的坟。小坟堆更矮小了，谁家的牛正在吃坟上的枯草。我在寒风中给祖母烧纸。她永远也等不到我的父亲她的儿子来她的坟头给她烧一把纸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