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衡山。实际上，第一个去衡山的君主可能是是大禹姒文命，这个人是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的祖师爷，当时，他正开创着这个行业，干着他一辈子里最被后人夸耀的事情：治水。
鲧当时是个诸侯，鲧和共工（与祝融的问题一样，这个和前面说到的共工可能是、更可能不是同一个人）、饯兜和三苗一起号称虞唐四岳，当初把舜推上摄政王的就是他们，结果他们四个都被舜给灭了。
我们又一次见到了这个著名的岳字。前面卖了个关子，其实，传说中的虞唐四岳不过是尧的领地周围守着四座山头的山大王。他们开始是自立门户的，后来看到尧的势力渐大，便投靠过来。由于当时还没有城墙之类的军事防御建筑，大山就成了当时最厉害的防御保证，尧看他们地形熟悉，就让他们帮着守守边疆，效果确实不错。于是，到最后，他们四个被尧封为大山神，也就是岳，成了世袭的一个封疆大吏型的官职。
据说，每座山都有山神这个职务，不过是级别不同而已。
以尧舜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准来讲，治理洪水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其实，就算是今天，就算是我们这些拥有高科技、大机械的治水人，都不用公元一千八百七十年那样万年一遇长江流量超过十一万（方）的大水，就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长江才六万个流量，都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千万人夜不成眠了。
当号称是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来了的时候（当然，由于治水者后来地位的关系，史书中必须记载那就是最大的洪水），舜已经摄政得一塌糊涂，基本把尧晾在一边，正考虑怎么下手灭鲧他们几个，当然就把治水的任务交给鲧，鲧干得尽心尽力，见大水不停上涨就派人四处封堵，据说还用了个叫息壤的宝贝，搁哪里哪里就起个土坝，但效果似乎不佳，大水还是照淹不误。
其间，尧薨，传位摄政王舜，后世称为“禅让”。
舜上了台，自然就要烧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就冲着鲧来了，治水无功的鲧只好乖乖让前摄政王找到了个杀头的理由。当然，其它的三个岳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最追捧禅让这件事情的儒家当家典籍《尚书》里都这样记载：“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饯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这里面的血腥味是不需要太多的脑浆子就可以读出来的。而其它的一些不那么被儒家采信的书里，更是记载着舜把尧囚禁起来，甚至不让尧和儿子丹朱见面的记录，基本就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政变了。
一夜之间，堂堂的四岳就成了四罪，落差确实有些大，帝王楷模的舜这么干了，历代君主自然要好好学习的，所以，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舜杀了鲧以后，担心鲧的儿子大禹报仇，就让治理洪水这个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子承父业了。
大禹的年岁已经不小了，但一直接不了班，鲧死了，他其实有些暗暗高兴，本想作个老老实实的山大王，拿几个薪水算了，谁知道被派上这么个差使，心里虽然不平，但想到父亲的遭遇，自然也不敢反抗，只好答应下来，据说还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军令状。
大禹知道治水的难度，就把期限要得长长的，算下来，工程期限到的时候，舜应该都薨了。具体期限是多少我也没有考证出来，只是知道光一个勘察地形和方案论证就要了十几年时间。这个和我参加过的三峡工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工程修建不过需要十几年时间，勘察论证却搞了六七十年。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我们这个国度是比较善于拖拉的，就连我写的这篇东西，估计到截稿也得折腾个三五十年的，实际上，写倒花不了什么时间，可那份胡琢磨和没时间胡琢磨的间歇却是大费功夫。）
大禹带了几个人，勘察水势和地形，踏遍九州岛，好生旅游考察了一番，一直没有回家，后世传说有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其实，我知道的情况是，他倒是想回家，只是担心万一回家被舜知道了，他的山寨就有保不住的危险。
据说是为了考察洞庭湖一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地形，大禹上了衡山（也有说去的是山西的霍山；甚至不光他，连祝融都只在山西混）。下山的时候，大禹手里拿着一本金页银线的书，封面有类似“天生大禹治水，神付金简玉书”这样的字样，号称上面写着治水的秘诀，不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把戏他以后还玩过一次，似乎更成功一些）。
于是，大禹率天下水工，历时九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岛，终使洪水消退。
大禹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身边还一定有个象后世传说的张子房、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大军师，只不过当时不叫军师而叫巫师。
从某个角度说，是这些人创造了中国的早期历史。他们博学多才，掌握了黄帝创造的早期道教的许多把戏，大抵也就是今天的一些物理化学常识和心理学，他们找到了许多人瑞，把这些人瑞修饰成半神半人推上历史的前台，而他们则习惯在后面拉动着那些木偶半神身上的线。关于金简玉书，据我所知，这个便是巫师玩的早期道教的把戏。
大禹由于是罪臣鲧的儿子，开始在水工中的威信不大高，再加上连年治水无所成就，人们不免失去了信心，这水自然是治不动的。
而当时的状况是，大水肆虐多年，早已没当初鲧时代的那股干劲了，不过是些陈年积水找不到出处罢了。
那个巫师和大禹一起考察天下水况，心里已经有底了，就利用黄帝向往的衡山和当时人们敬神的心理，把大禹这个人瑞送上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
疏通完水路，洪水自然消退，但巫师认为此时不能返回都城复命，就让大禹上书，要求继续治水，并拖拖拉拉、韬光养晦地修建一些防护工程，当然，主要的目的还是等待机会。
人在一辈子里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等待，但人们往往耐不住性子等待，失去了很多机会，大禹这个人瑞就善于等待，等待到舜在苍梧突然薨了，大禹“不得不”被禅让成君主（由于大禹和舜最后没有见上面，大禹手里也没有什么“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条子，中间隔的时间也够长，这个禅让的合法性比较令人起疑），他甚至还去衡山冷清宫拜祭了舜，大大歌颂了一番舜的功德，然后，铸了九个铜鼎就把禅让这事给镇住了，虽然并不顺利但最终还是把君主宝座传给了儿子启，建立了世袭制度（也有人说恢复了世袭制度），成了夏朝的创始人和延续数千年的血统论祖师爷，（如前所述，自然也有别的说法）。
一直以来就有人怀疑舜是否真的到过衡山并且死在苍梧，这个非常有道理。毕竟当时那一带还蛮荒得一塌糊涂，甚至都不在舜帝的势力范围内，可能已经快一百岁的舜老头怎么发神经都不会去那个地方巡守。
对于这个观点，我一直极度赞同，但同时也设想过这事情的可能性。借鉴尧的禅让故事，如果当时大禹的手下派兵押送或者追赶，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当然，真是这样，特别注意用词精到的历史上，也肯定不会直接出现流放呀或者追杀呀这样血腥调调的词句。
从大禹的角度来说，他最值得夸耀的事情恐怕应该是开创了夏（这事也有人存疑），当然，他一定不会那样说。
说到禅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景仰和自豪的事情。不过，我一直不以为然。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用一种叫扇面对七律的文体（所谓扇面对，就是在七律中，五、六两句分别和三、五两句对偶，而不是通常的四三、六五成对）艺术地表达过我的想法：
深宫无助老陶唐，禅位重华摄政王。
虞辇遥催斑竹泪，四凶曾岳问仓惶。
禹碑广立离人血，三代同贤许激昂。
鼎佑安能更旧制，天教帝业禅成汤。
这样的故事自然不会只有这一回，后来也时常发生，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他的谥号搞得一点都不含蓄，自然是因为把皇位献了出去）刘协就被迫向后来的魏文帝曹丕禅让。这个曹丕，搞得比古人还过分，记载中，尧和舜不过是三请三辞，他硬是辞了四回，直到可怜的刘协第五次下诏，做足了戏的他才号称勉为其难地接受。当然，接受以后，他自然不会那么收敛，搞了个规模宏大的禅让仪式，还修了一个受禅台，（那东西今天还在，就在许昌不远的地方）。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舜禹受禅，我今方知”的那句话怎么理解，恐怕是我们这些圈外人士不好以己度人的地方。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实际上连五十年都不到，曹丕的后人就把好不容易受禅而来的江山拱手禅让给了后来统一了天下的司马炎，情况居然也大体差不多，只是那个受禅台现在找不到了。
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崇尚上古的一个时期，自然也是禅让比较流行的一个时期，我查过历史典籍，流行得还相当频繁：
公元八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
公元二百二十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
公元二百六十五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公元四百二十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
公元四百七十九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公元五百零二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公元五百五十七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公元五百八十一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在这中间，还有一些不成气候的禅让没列出来，我们后面还是要谈到一些的。）
我的一个朋友总是感慨现在没有了司马迁那样的史笔，对古代的史官风采甚为神往。不过，据我所知，历代的史官象司马迁那样的几乎是绝无仅有，他们笔下的历史比我所知道的要漂亮许多，很多事情他们的描述也堂皇了许多。当然，有些史官还是在字里行间留下了一点点蛛丝马迹，好让象我这样的家伙阅读，他们把这个手法叫做曲笔。
历史一直比史书复杂，或者说简单也可以。
我们历史上有名的史官故事还有什么太史简、董狐笔什么的，据我所知，实际情况和后来大家传说的很有些区别。
春秋时晋灵公想杀大夫赵盾（造父之后），号称大功臣、大忠臣的赵盾只好出逃。赵盾还没跑出晋国，他的族侄赵穿就把灵公给杀了。赵盾被迎回来后，又一次成了匡扶幼主、权倾朝野的首席执行官，而且权利和威望都有极大的提升。
晋国史官董狐善于哗众取宠，决定拍个高级马屁，他在史书上写：赵盾弑其君。以赵盾没跑出国为由故意认定此事赵盾有责任，但同时记录更可能是编造了一些不利于灵公一方的故事，使劲暗示赵盾没参与此事，想让赵盾脱干系。终于引发读者的逆反情绪，博取了大家的同情；同时争取让赵盾下决心处置赵穿，给赵盾树了个好名声。所以，董狐很得到赵盾的喜欢，名利双收。
晋灵公和赵盾之间的矛盾，还是极有渊源的。晋灵公的爹晋襄公死的时候，搞了个托孤，找了几个顾命大臣，让他们辅佐当时已是太子的晋灵公，赵盾就是顾命大臣之一，（不过不是首席）。但襄公一死，赵盾就极力反对灵公上台，他的理由是为了对抗日益北进的楚国，必须联秦抗楚，得找个秦国人看着顺眼的人当国君，甚至还派人让秦人派兵把质押在秦国的公子送回来。可能是由于当时赵盾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事情终于没安顿好，最后只好背秦立了灵公，甚至还和秦国小小干了一仗，虽然赢了，但晋国国内大乱一场。这个过程中，排在前面的顾命大臣都被干掉了，赵盾就当了晋的国相。赵国相对待晋灵公的态度一直就不大好，跟后来的董卓、王安石、张居正、鳌拜大体差不多，经常逮着灵公就一顿好训。
董狐版君臣矛盾的故事，实际上漏洞百出，但居然也能过关。大体是晋灵公荒淫无道、不得民心。他受大夫屠岸贾的蛊惑，整天在那个叫桃园的君主园林里拿着弹弓打行人（可能在灵公年幼时候还真干过这事情，何况也不算荒唐过头），还把人抓进园子里搞了解剖试验（传说中纣王干过这事），反正就是不去好好理国政，（其实晋国那点国政早被赵相国搞定了，不理也很正常）。赵相国杀到桃园，臭训灵公，把灵公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屠岸贾和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一样，肯定要和君主密谋除掉春秋版鳌拜的办法，就派了个人去赵府行刺。刺客到的时候，赵盾正准备上早朝，穿戴整齐，器宇轩昂地打着瞌睡。那刺客一看，居然就认为赵盾符合当时还没创出来的慎独宗旨，应该是个不该杀的大忠臣，就自己撞树而死，让赵盾知道了国君逆天而动的行为，可以安排出逃等事宜。
这个事情整体来说搞得很成功，但留下两个隐患，前一个经常被评论家有意忽略，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也可以说立了盖世奇功）的赵穿，没有被处置（心腹爱将，自然舍不得），当然，在董狐笔的压力下，自然也没升官，让赵穿郁郁而终，（从赵穿的这个心态以及之前所有情节的不合逻辑看，赵盾主谋弑君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甚至板上钉钉的）；另外一个隐患就是屠岸贾，这个无比忠于国君的大奸臣、大坏蛋也因为董狐的笔而逃过赵盾的打击报复，到了晋景公时期，屠岸贾蛊惑国君对灵公事件进行清算，灭了赵盾（当时已死）全家，如果当时不是跑了襁褓儿赵武，后来的三家分晋就少了一角，也没有了《赵氏孤儿》这个中国文化重要形象代表性的著名文艺话题。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屠岸贾灭赵氏这件事情，在史书中记录为未经国君许可，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和秦桧杀岳飞一样，矫诏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只是不知道当时的史官还是不是董狐或者他的后人？
齐国的崔杼亲自主持杀死了庄公。史官太史本来想学几十年前那个姓董的收获一些名利之物，在史书中写上了“崔杼弑庄公”几个字，也做了一些比如同样昏庸无道的齐庄公逼奸了崔杼老婆之类的暗示。但崔杼没有赵盾那么深的涵养，故事情节也不太一样，他一气之下杀死了太史，然而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庄公”，崔杼把太史的弟弟又给杀死了，没想到太史的二弟接着写，崔杼又杀死了二弟，没有想到三弟还接着写，崔杼看杀头不是办法，只好任由他写了。
董狐很好的抓住了赵盾的心理，他成功了。太史没有注意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钱和级别没混到，把小命也给弄丢了几条，属于审时度势不好，后来的事情只能是骑虎难下。
从另个角度说，太史家也成功了，总理级大儒文天祥《正气歌》里就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之句。
我的那位朋友自然不可能当上史官，不仅因为她是女性，更主要的是她太老实。而史官多数都是象我这样善于编故事的家伙，历史可以根据需要变化出无数有趣或者无趣的面目，唯一的区别是我一直还掌握着历史的主动。
真的历史有那么重要么？
比如，我们从来也不去怀疑和追究那批佛呀、神呀生前到底作过多少坏事，只看见那尊铜的、木的或者泥的塑像神奇和美丽的光环。
绝大多数的人从来就不曾创造过历史，但需要被创造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