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事情先打住，我们先还是简单梳理一下《老子》版本的问题。
历代学者研讨考释《老子》的版本不下千百家，但是留存下来的较少。根据记录，较早的有韩非子著释的《解老》、《喻老》，西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以及《刘向说老子》等，但均已散失。现存的主要版本有：河上公著的《老子章句》、五斗米教代表作《老子想尔注》、何晏作《老子道德经》、王弼撰《老子注》，其中：河上公和王弼的版本最为流行。而南北朝时，佛道并盛，佛门亦耽玄理，注解《老子》的很多，连我们前面提到的梁武帝萧衍，纵然笃信佛法，誓为佛门弟子，亦著《老子讲疏》六卷，仅仅是史书中有记载的，注过《老子》的和尚就有刘宋时的惠琳、惠严、慧观撰和姚秦时的鸠摩罗什。
当今流传的《老子》通行本是曹魏时期王弼的版本，这个版本分两篇八十一章五千二百八十四字，上篇道经三十七章，下篇德经四十四章，各章从二十来字到一百三十来字不等。王弼的曾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刘表，但这个魏晋玄学理论奠基人是个倒霉孩子，声名遐迩的他刚刚在大将军曹爽手下做了几天小官，曹爽就因为和司马懿争权失败被杀，王弼也被免官了，过不多久竟然得疟疾而亡，死时年仅二十四岁。王弼研究《老子》不是通过文字训诂力求恢复《老子》的本义，而是服务于社会，根据自己对老子哲学的理解，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进而成功地构筑了一个玄学化的老学体系，为日后玄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老子》已经被不那么纯粹的道家甚至说是文人修改后派了别的用途。
我们得说说另外一个流行也比较广的本子，河上公本《道德经》旧名《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传为在王弼本之先而同为最流传的古本，今传有敦煌六朝唐写本（也就是那个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的版本）、宋刊本、明刊本、道藏本等，通称河上本。一般来说，如果说王弼本是文人版，那么河上本大体就是民俗版，文字较为简古平直。河上公又称河上丈人或者河上真人，是个传说中的神仙，实际姓名不详，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人成的仙，为了指导汉文帝开启“文景之治”居河滨结草为庵，把《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给了汉文帝。通常情况下，大家认为这个本子起码应该产生于《老子想尔注》之前，义也优于王弼本，但明显也存在后世道教增饰之处，尤其是分章标题几乎都是妄作，更为奇妙的是，河上注中偶尔糅有儒家思想，不免让人怀疑河上公的本元身份。也就是说，这个本子来历不明，诸多不确。
实际上，这两个通行本和其他版本一样，在流传过程中被多次增删修订，早已不是当年的原貌了。
还好，我们还有古墓可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个版本的帛书《老子》；二十年后，荆州郭店战国墓里出土了竹简本《老子》。
帛书《老子》是马王堆帛书中最重要的出土文献之一，两本都不分章次无篇题，其甲本文字，字体介于篆隶之间更近篆书，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前抄写的；乙本字体为隶书，避刘邦讳，但不避惠帝刘盈、文帝刘恒讳，可知它是刘邦称帝以后、刘盈为帝以前抄写的。甲、乙本皆分二篇，乙本篇末标出《德》三千零四十一字，《道》二千四百二十六字，合计五千四百六十七字。甲本尾题则残缺不明。总体上看，这两个版本的文字和通常传世版本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我们熟知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则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而帛书乙本，则是源于甲本的一个写本。
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老子》是战国中期（或稍早）的传本，它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篇幅却要少很多，只有一千七百字左右（因有缺失，实际可能超过两千字），虽然尚未完全解读，但主要内容已经出来了，对照今本大体只涉及三十一章，（我们熟知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则根本就不存在），虽然它文字过于古朴，甚至有些杂乱无章，但它极有可能是《老子》一书最原始的版本也就是祖本，或者是基本接近祖本的一个版本。
一个当时可能就没什么名气的老子和他的作品也许只能那样。
奇妙的是，这两座楚墓（楚地汉墓当然也可称楚墓）里的《老子》似乎还有联系，帛书甲本就很有些在竹简本基础上发展扩充而来的意思，部分难以解释认识的文字，在甲本中有所改动；而乙本中的部分文字似乎又参照了竹简本进行了恢复。
所以，有人义正辞严考证出郭店墓里躺着的就是老莱子也就是老子本人（据说也颇能自圆其说），竹简就是最早的《老子》一书。如此说来，马王堆汉墓里那位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或者他那壮年去世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他们的门客）可能就是那个历代扩写改写者的一员。
好吧，版本这事儿先说到这里。
整理一下，道家真正的开创者可能是庄子和他之前的文子、列子诸人，他们在完成自己理论体系的同时，找到了那个来历不明的老子和他写的那本一千多字的《老子》，在此基础上结合诸子百家理论形成了以老庄学说为主流的所谓道家文化；同样，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候，尚不成气候的道家典籍也受了一些连累但影响不大；到西汉建立，经历诸吕之乱的刘姓王朝就把黄帝拉出来站台，搞出了黄老学说这么个东西作为治国之典，大体同时的汉景帝中元年间，比五斗米教早出三百年的茅山道出现；伟大的汉武帝通过儒教罢黜百家，对道家实际上损害并不大；东汉末年，张角、张陵建立道教或者类道教组织，主要靠的是老子；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兴起的所谓魏晋玄学，实际上是道家结合儒家思想搞出来的，他们靠的却是庄子，也对之前的老庄学说进行了一次重新诠释，致使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与此同时，寇谦之、陆修静又分别改造北、南天师道，陶弘景在此基础上构建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又有点让道家和道教分开离的感觉；唐宋之间，道教虽然被奉为国教，名义上排名第一，但正逢儒释两家最伟大的、能人辈出的发展时代，道家反而显得底气不足，也失去了一次迎头赶上的良机……
大体上我们已经知道，搞道学那帮人，声望不高，名气不大，搞出来的东西系统性很一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更像长在儒家身上的寄生虫，凭着小聪明行事，东拼西凑整了个玄玄乎乎的天道无为、道法自然这个说法，看着很高，但终究不是真本事。
和儒教最终还是抹去谶谣的影响回归到当初儒家的本义上去不太一样，道教原本就和道家存在较大的分野，后来还捡起儒教逐渐放弃的谶谣，把他改造得似乎这玩意一开始就是道家的一样，但由于历代著名道士中卓越的读书人相对较少少（真卓越了，也不大可能干这个），加上信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所以道教后来所尊奉的典籍一般都是问题多多。
整体上看，在典籍问题上，道家首先是先天不足，不光不如儒家，就算是和佛家相比也有所不足，何况后来他们也难得找到像鸠摩罗什、玄奘这样译文不逊甚至超越原文的旷世大家，致使道家在三教之中，隐隐显得不止低了一头。
没有实力，光靠谶谣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大多数情况下，谶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瑞。
它们真的有区别么？
十一、阶
我们前面提到老莱子，这个人的事其实非常有趣。
一般人知道老莱子（实际上，在当下知道这个人的就很不一般了）是从《二十四孝》中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楚国著名隐士老莱子，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这厮自己都超过七十岁了，父母居然都健在，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在哪个时代都没问题）都是一件极其稀罕的事情。毫无疑问，老莱子孝顺父母，平日里尽拣美味供奉双亲，这个倒不稀罕，稀罕的是年逾古稀的他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有一次他为双亲送水，不小心摔倒，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装作假装摔倒的样子，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逗得二老大笑。
这事我总是觉得怪异，总觉得和道家一般不能自圆其说，七十岁的老人穿着花花绿绿的童装拿个拨浪鼓躺在地上打滚玩耍逗人开心的情节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即使有也只能是个别而非常态，不知道是老莱子智商情商出了问题还是他的父母智商情商有问题。
要不就是编这故事的人智商情商有问题。
说到《二十四孝》，这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本蒙童读物，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本读物，它全名是《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是元代郭居敬（或者他弟弟）所编撰。他将虞舜以下至宋代孝子孝行的故事进行增删，配以图画和五言绝句，编成《二十四孝》。
通常的观点，《二十四孝》里的大部分故事取材于刘向的《孝子传》，还有一些来源于唐朝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和北宋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等资料性书籍（所谓类书），甚至还从东晋干宝编著的《搜神记》中取了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等故事，经过综合整理的这些故事大多通俗易懂、情节感人（存疑），诗句朗朗上口（其实质量真不是太高）、便于记忆，十分适合儿童和普通百姓阅读。
在我看来，由于故事来源较为广泛（那两本类书就够复杂的），入选的二十四个故事整体上比较散乱。主人公里既有虞舜、汉文帝刘恒、郯子（也有说不是国君的）这样的帝王或国君，也有曾参、闵子骞、子路等孔子学生，有王祥、王裒、陆绩、孟宗这般魏晋名士，还有蔡顺、郭巨、杨香、董永之类原本的无名小卒，后来还加入了黄庭坚、朱寿昌等宋朝人物。故事情节有些很有趣，比如郯子披着鹿皮混进鹿群动了人家的鹿奶这样的故事就相当精彩，子骞穿着芦花棉衣让父亲做一个冷还是三个冷的选择题帮晚娘免责也极富人情味和哲理，就算是有点传奇味的，曾参母亲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就可以召回感应到的曾子大约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手机版本持有者，带着浓郁的科幻感觉；也有些毫不出彩，比如那陆绩偷两个桔子回家给老人吃、黄香夏天扇扇子冬天暖被窝、汉文帝亲尝汤药和黄庭坚每天给老人倒马桶这类事情，很多人孩子时候和长大以后都做过；有些过于荒诞，舜帝孝感动天、丁兰刻木事亲、董永卖身葬父、姜诗涌泉跃鲤之类显然不会发生，而卧冰求鲤、哭竹生笋两个故事显然是别人编造出来讨好王祥和孟宗的；闻雷泣墓的王裒不是有精神病就是为了保命作给别人看的（我总觉得他不是担心他母亲怕雷，而是怕杀了他父亲的司马昭某天突然想起他来）；同样，那个拿自己喂饱蚊子而想保全父母的吴猛道士显然有些傻，所以才会被道教净明道骗去做了个十二真君之一；至于让十四岁孩子杨香去打虎救父这事，从正常角度，我以为根本就不该提倡，死一个总比死两个好；当然，绝大多数人对郭巨都深恶痛绝，这厮没本事挣饭吃，居然为了成全自己的孝名，把亲儿子活埋了。
实际上，元代之前，也许有过多种版本的《二十四孝》行世，尤其是宋金一代，已经发现的就有几十处孝子故事的图画和记载，出现的先进典型也达到三十个之多，相同人物也存在不同版本，比如万代史书歌舜主的大孝之首故事，有的就只有呼扇着两个斗笠从房顶飞下和挖个地道逃跑两个情节，但有的就加上了群象（也有说猪的）助耕、群鸟助播和天雨助灌溉的神怪内容；而老莱子的故事则基本一致，虽然还是穿着彩衣（万一他娘喜欢呢），但都没有出现手里拿着拨浪鼓（图画中往往出现鸠杖或者鸟）的形象，显然那是郭居敬或者之前的什么人瞎编出来的，也算是让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孝子大体回归正常范畴了。
这样看来，二十四孝其实是个炒作概念，可能是晚唐或者五代的什么人搞出了类似今天十大新闻人物、全球五百强之类高大上或者某某杯全国大赛之类不入流的评选活动，慢慢大家都接受这个搞法，还形成风气，整出很多个版本来，甚至连一些数目不为二十四的评选结果也堂而皇之名曰二十四孝。
实际上，在刘向《孝子传》之后，也有无数版本的《孝子传》出现，也有不少至今仍然存世，总体来看，大部分故事中都存在着层出不穷但又大同小异的奇葩孝感情节，都是孝子作了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奇怪甚至有些荒唐事的动作致使父母得到了本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聊的老天爷一次次毫无创意的帮忙了。就连那个埋儿子的郭巨，居然也在挖坑过程中挖出了黄金而终止了他的罪恶行径，但我总觉得办这事的神仙只是可怜那孩子，绝无表彰郭巨的意思，应该说，是郭巨的无赖和狡诈绑架了老天的意志。
在那个谶纬横行的年代，弄几个孝感场面出来似乎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可惜，我们看不到最早的刘向那本了，想来应该没有类似低劣的内容吧？），大体上也无可厚非，但奇葩孝感场面的一再出现，怎么都透着一股浓郁的功利气味，哪怕是以上天的名义。
一般说来，有些人做一些事是习惯，而其他一些人则是手段。
故打油曰：
善行之利使人趋。
且看当年孝子图。
二十四桩天感业，
挠神痒处见功夫。
有个故事和这事有些类似。由于当时人少，春秋时候各国之间是允许赎买战俘的，商人们出了这笔钱国家可以报销的，但有钱的子贡办了这事却不申请报销，被孔子批了一顿，说他提高了楷模的标准；而因百里之外背着一大袋子米回家侍奉双亲而入了《二十四孝》的子路（果然是武将，换个人早就累趴下了），跳河救人收了人家一头牛（这牛肉或者卖牛的钱理当也侍奉双亲和孔子了），却被孔子好生表扬了一番。
但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根本不一样，双方的思想境界根本就没处于同一个阶层。孔子不给高尚设过高的门槛，终究是想让更多人高尚；而《二十四孝》则蛊惑人们以高尚为名，所谓行高尚事是有利可图的，也许那个时候，真正的高尚正在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