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我刚认识路遥那会儿，对他的印象十分不好。认为他粗鲁、高傲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进而憎恨、厌恶他，连他的《平凡的世界》我也只看了半截，就扔到书堆里懒得再翻了。
认识路遥是在八七年还是八八年我记不太清了，那时我刚加入作家协会，在西安市委礼堂参加作家协会文学作品评选颁奖大会，杜鹏程、贾平凹等都去了。路遥到的稍晚一些，他一进会场显得有些兴奋，又是招手，又是抱拳和在场的人打招呼。当时作家协会人不多，到会的在礼堂的前几排都没坐满，在前排摆上条桌人们面对面地坐着，他一会儿和这个握手，一会又拍拍那个的肩膀，显得很活跃。他的个头并不高大，胖大胖大的脸上长着络腮胡须，靠近鬓角刚刮过的齐齐的胡茬泛着青色，一身蓝色的牛仔服被浑身的肌肉撑得丰满、鼓胀，显得人便魁梧，壮实，只是走路有些罗圈腿。他像一个得胜的将军在和人一个个握手时，坐在我旁边的文友在我腰间捅了一下说：“路遥正高兴着呢，刚写完《平凡的世界》,听说写完最后一个字激动得把笔都扔到窗外，起身高声呼叫呢。你可以采访采访他。”我起身要与路遥握手。我手恭敬地伸了出去，路遥正向我坐的方向走来，快到我的跟前了，也许已经看到我伸出的右手，也许是不熟悉的原因吧，总之，路遥在距我几步之外停住了，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两下，匆匆扭头走了。我手伸在空中好不尴尬，脸火辣辣地发烧。为了不让旁边的文友看到我的窘态（他可是《工人文艺》的主编）笑话我，我装做伸懒腰，举起双手扭动腰肢，让手在空中划了大大的一个弧，最后，手落在后脑勺，拔下一根头发，装模做样地看了一会儿，扔了，低声嘟囔了一句：“啥东西！”我是在说头发，也是在说路遥。
会议开得很热闹，到会的很多人都领到了奖，我的文友姚泽芊主编的《乱纷纷的夏天》也得了文学奖，大家兴高采烈。最后主办赞助商郭永胜上台表演了节目，作家孙见喜也学了狼叫，路遥也被推上了舞台。在祥和的气氛中我也忘却了刚才的不愉快，甚至责怪我的多心、神经质，为路遥的解脱编造了种种理由。我又决定去采访他了。
我找到路遥，要他的电话号码，要他的住址，说出要采访他的意图。没想到，路遥手一摇，脚步没停，只甩了一句话：“没时间。”这冷冰冰的话象使了魔法一样，立刻把我冻僵在那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半天没了任何反应。
等我恢复过来以后，我由恼怒、怨恨变为心里深深的伤痛。这是我在采访中，在接触文学前辈和众多文友中第一次碰到的钉子，也是唯一使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一次。回想刚才在会上我和杜鹏程杜老坐在条桌对面，我看杜老手指颤抖得厉害，仅帮忙剥了几粒花生几颗瓜籽，杜老竟三番五次地谢谢，再三地说小兄弟不麻烦了，有空来家坐。杜老何等人？《保卫延安》的作者，我父辈人的偶像！你路遥又是啥嘛？我带朋友去贾平凹家，抽烟、喝茶、混饭吃，贾平凹待人从来都是客客气气，还亲自介绍我加入作家协会，自己不但当介绍人，还拉作协副主席和谷为介绍人，贾平凹不但亲自给我领表，认真填写了介绍人推荐意见，还前前后后办手续、办证，亲自把会员证带到家里来。人家是啥修养，你路遥又是啥水平？赵季平、吴三大能认真地把他家地址、电话写在我的电话本上，你路遥的声名能比得过赵季平和吴三大？我越想越气，发誓永远不看路遥作品，永远不跟路遥打交道了。
话不敢说得太绝了，我与路遥又不得不打交道了。
那是八九年的九、十月间，我采访文化名人的稿件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有的连载，有的以特稿推出，西安广播电视局张局长让我采写成系列作品。他给我写了几十封推荐信和介绍信，让我把西安的文化名人整个走访一遍，其中就有路遥。
唉，又是路遥！不写是不行了。九零年前后，路遥已经火起来了，如日中天。《平凡的世界》正在中央广播电台热播，《人生》被拍成电影后影响也很大。要写文化名人，路遥肯定得写到，他这个山是越不过去的。我思虑再三，硬着头皮敲响了他家的门。
听到敲门声，屋里传出粗重的男人的声音：“谁？谁呀！”带着浓重的鼻音，我想可能就是路遥，赶紧应答：“我，......正学！”只是有前次的教训，我的声音变得很轻，好像还带着点温柔。听到有脚步声向门口走来，我赶紧整理了一下吹乱的头发，恭正地站在门口等待开门。半天门没开，像是谁在猫眼窥视，冷不丁里边又大声问话：“是男的还是女的？”我答：“是男的。”门便开了。
路遥站在门内，松松垮垮穿着一条格子花布裤头，赤裸着上身，象一堵墙一样几乎占满走廊。见是我，路遥沒有显出冷淡，却也没有多少热情，很慵懒地领我进了他的客厅，自己便倒头躺在客厅里的一张小床上。见我微露不悦之色，便解释道：“这几天有些感冒，难受得很，你先谝”。
客厅里烟雾弥漫，沙发上还坐着一个人，面前茶几上散乱地放着三五盒烟，那个人正在吞云吐雾地抽着烟。
“陈老师？！”我惊喜地叫起来。
“坐，坐，坐吧。”陈老师向南边移了移，把靠门口的地方留出来，边在茶几上拿烟边问我抽啥烟。和路遥明显不同的是陈老师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满脸的皱折里充满了憨厚、慈善和笑意。
我没想到在路遥的家里碰着了陈忠实老师。我的计划里也有采访陈忠实的任务，我们便开始闲聊起来。我说：“陈老师，没想到今天能碰上你，我原本计划要采访你哩，只是没带张局长给你写的信，介绍信。”陈忠实笑了：“采访啥呢还要局长写信？”我说：“是张郁，说和你有交情，私人给你的信。”陈忠实笑了：“随便，随便，随便谝。”说着又点着一根卷烟，吸了两口又夹在了指间。指了指路遥又指了指我，说：“让小伙说吧。看把你热的。”递给我一把扇子。
我便说明来意，说准备采访的都有谁谁谁，已经见过了谁谁谁，这次采访不是新闻报道，不是写人物传记，是想采写作家的生活趣事、轶事、幽默故事，艺术地反映作家的生活侧面，等等。陈忠实侧身扭头看着我，不住地点头，很认真地听着。我见路遥仍躺在床上，枕着双手靠在被子上，沉着脸一声不吭，我便说我刚才来时在楼下碰见了《延河》杂志的主编白描，白主编拉着手提箱要到北京出差，我说要采写他的轶事，白主编很客气，告诉我时间来不及了，他到北京后抽空把素材写好，下周让我拿回去改改就行了，这样更省事。白描这人真好，没架子。见路遥没吭气，像在想什么。我又说：“我写的《贾平凹轶事》在《女友》上登了，影响很大，还是特稿，一篇稿费能顶我近一年的工资，下期还要连载我......”“贾平凹有轶事，你问贾平凹去，我没有轶事！”路遥坐起来了，打断了我的话。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陈忠实也感到了难堪，默坐一会儿，起身告辞了。我也该走了！可是我有些不甘心，没话找话缓和气氛，竟然笨拙地掏出记者证让他看，本来是想引起他对我的重视，或者采写些答记者问之类的东西也能不虚此行。谁知，路遥更燥了，看都不看，手一挥：“记者我见得多了，沒时间！”
我的采访泡了汤，我的心也成了碎玻璃片儿，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
我一生怕的事很多，除过怕死最害怕的就是求人了。有些求人的事能不办就不办，能不求人的事死都不愿求人。到了非求人不可的时候，上人家楼梯比上山还难，敲门时手好象有千斤重，咋都抬不起来。如果人家家里没人，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像得到特赦令一样能蹦下楼。伤我的脸比割我的肉还难受，伤我的心比剜我的心还疼。
后来，我听说路遥离了婚，后来又听说他患了肝癌到了晚期。我担心的竟不是他的病，却怕我的采访计划要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一句问候话也没有，写了我的姓名地址，将张局长写的私人介绍信塞进去就匆匆发走了。甚至连他的病一个字都没提，现在想起来总觉得那时年轻气盛，做事未勉太唐突了。
没想到路遥回信了。
信很短，字迹也很潦草，甚至有多处圈划的痕迹。
他没有过多地解释不愿接受采访的原因，只是说他剩的时间不多了，让我多一些宽恕和谅解。短短几行字，字很大，后边的写上了又圈划掉了，我想他可能心里烦乱极了。从信里的只言片语我很难理解他当时的心境，但当我后来读到他的作品，读到杨敏、厚夫等人对他的写作、生活情况的描写，按时间仔细推算我见到路遥时的“时代背景”，我理解了他，谅解了他，钦佩了他，更尊重了他。
我初次见到路遥的时间，正是他写完《平凡的世界》的那阵儿。杨敏等人后来回忆：
当时，路遥把自己投进了“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中”-----写一部浩瀚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了，初稿给《当代》，没有被采用，之后，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最后不得不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刊发。第二部连《花城》也不愿发了。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像“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只能用腿、膝盖的微小力量，跪在地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每吸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打雄浑的呼噜。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后，他弟王天乐陪他急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必须立刻停止工作，才能保住性命。
他的朋友白描说：“路遥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病恹恹虚弱的印象，因此他不愿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
厚夫说：“他怕象曹雪芹、柳青一样留下半部书，留下人生的遗憾。”他同时认为，路遥的身上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路遥经过休息调理后，又开始了第三部的创作。
第三部要在中央电台播出，离交稿最后期限还有五天，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一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腿不停抽筋，常常从梦里惊醒，心脏剧烈博动，跟随时会昏过去一样。写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变老消瘦的自己，无声痛哭，泪流满面。早在路遥写第二部时，身体面临崩盘，妻子林达就提出了离婚，到第三部完成后不久，除了女儿，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采访路遥时的真实境况。
贾平凹说：“路遥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这也是我第二次见到路遥的印象。
后来听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作品获了奖，身无分文的他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领奖的路费，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他弟弟王天乐凑齐了五千元赶到火车站，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这一年，他与妻子正式离婚。这一年，人们常见他坐在作协门口的破藤椅上昏睡；这一年，他肝疼剧烈，病倒在延安宾馆；这一年，8月12日延安医院诊断他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这一年，也就是我采访路遥到他家的那一年，按时间推应该是住院前十天左右。
我的手颤抖了，我的心颤抖了！
他的家里“事”多，社会上的干扰多，他剩下的时间不多。就剩下那么点儿时间，要给写作，要给吃喝，要给应酬，要给工作。他为了写作，为了完成这部长篇巨著，拼掉了家庭，拼掉了自己生命。
我记得路遥在一部作品中这样写道：
“有时候当我在都市喧闹的大街上走时，我常常会在一片人海中猛然停住脚步。我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陕北，我看见荒山秃岭之间，光着脊梁的父辈们在挥着镢头开垦土地，我虽然没有继承父辈的职业，但我永生崇敬他们伟大的劳动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创作需要的也是这种劳动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劳动，象土地一样贡献。”
贾平凹评价路遥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大夫说：他是患了肝硬化腹水，病死的。
我说：路遥像一头牛，壮实得像一头秦川老黄牛，勤奋得像一头秦川老黄牛。这头老黄牛死了，他是累死的！
2015年1月3日于西职院
作者简介：幽默，原名王正学。1957年生于长安，陕西师大研究生学历。现为某高校副处级调研员。先后任中国机电报等报特约记者，企业周报记者、编辑部主任、记者部主任和副总编等职。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业教育学会管理委员会委员、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委员会特约研究员、陕西秦风书画院常务理事、院士，发表小说、散文、论文等一百余篇，获征文小说一等奖和书画比赛等各类奖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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