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是故乡的叫法，它正式的称谓应该是扑克，poker。
儿时于此最深的记忆，竟都与我的老师们有关。某个课间，我会被k老师或者w老师叫到校长办公室去，和校长一共三个人，凑成一桌“打红四”。 那时乡村小学的基础设施远不如现在，所谓的校长办公室，也就是放着一张泡桐木床板和一个掉底旧课桌的地方。床四周的墙上还留有拆掉土炕的痕迹，糊着白纸的旧课桌的腿上仍然斑驳着层层的红漆绿漆。不过木头倒还算结实，并没有腐朽的迹象。
常常是上课铃响过好长时间，我还在校长办公室里一张一张地揭牌，或者嘴里念叨着不出不出。我也许有六岁，或者更小。（我上了两年的学前班。正式上学之前，还在学校“混”了不知多长时间，我也记不清了。）能有这样的待遇，大概要感谢我的母亲。她与学校达成协议，学前班就搬进了学校，她与学校的正式教师也就成了“同事”。也正是因为她教的学前班，我就在学前班里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那时家乡的学前班只需上一年，就可以升入小学读一年级。其实，升学考试的成绩我到现在都记得，数学一百分，语文九十九分，第一。
自然，一个小屁孩儿和两个老牌手之间的较量是很容易见分晓的。往往我一叠牌拿的手生疼，却还是没出的了几张。一局完了，他们戏谑着说，“油根儿！”你先揭。“油根儿”是“打红四”里的输家。村里初小的正式教师一共有四五个，除去上课的，每次正好闲下两个人。校长办公室里的黑白电视机的天线架的高过了旗杆，电视机拍拍打打也仍是满屏幕的雪花点。老师们也没有其他消遣，好在我勉强懂得牌路，也就只能找我凑数。每次赢不了，又被他们拿来开涮，我心里就很不服气。被叫过几次“油根儿”后，手里的牌就越攥越紧，脸也会越发通红。虽然孩童的心里也不喜欢被戏谑，但一想到可以不用重复已懂的内容，就又屁颠地循着唤声跑去了。
村里的人们也没有现在这么忙。冬日里，太阳还没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之前，大人们就已晾好洗过的衣服，用三股的杈挑开柴堆了。再在蓝天下支张四方的桌子，叫来远近的人们，打一上午的“升级”。直到影子变得黑矮，额头上被太阳晒出牛毛细汗，肚子咕咕地叫过好几遍后，聚着的人才散了回家做饭。
老人们似乎要更悠闲一些。不论冬夏，早饭和午休后，他们就拎着马扎小凳，夏天找块儿阴凉，冬天撵着日光，五人十人围坐几桌“游湖”。“游湖”有没有大家都知晓的名称，我不知道。只是隐约地记着牌面上有水浒好汉，还有“金”一类的东西。老人们伸出干枯龟裂长着黑边长指甲的手，用蘸着唾沫的食指把牌粘起，又递到另一只手，一毛两毛地坐着一玩就是一个上午或下午。我找不着玩伴，闲的无聊时也会跟在他们后面看。不过高深的“游湖”远不是我能看的懂的，我只是觉得一根手指揭过纸牌的技艺实在太过神奇，或者想再多确认几次后街的那个老汉到底是用他左边的大拇指还是右边的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出牌，又或者听听他们一局完毕后，吵吵嚷嚷咋咋呼呼的争论声和记账声也实在太有意思。每次在他们后面站的时间长了，回家总要被母亲骂不学好。
不知是少不更事还是心高气傲，有一次他们又吵吵嚷嚷地记账时，我一个几岁的小孩儿竟对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妪说，没钱就别玩了之类的话。她认定是祖母教我的，就和祖母生了嫌隙。在那之后，偶尔去“游湖”的祖母也不再去了。我也就很少跟在他们后面看了。
孩子们也有孩子们的玩法。脚踢弹珠，手拍画片，打“宝”都不够刺激，一个下午只能赢到十几个几十个。有人就从家里带出一副牌，几个人或蹲或坐地围成一圈“飘三页”。其实就是炸金花或者拖拉机。大家都吸溜着鼻涕一张张地搓开牌面，再假装一脸淡定地开始下注。天色慢慢暗了，牌上的数字也要拿近才看得清。父母们喊着吃饭的声音由远及近的传来，语气也由温软变得暴戾。到最后有人经常都是被大人揪着耳朵回去的。
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牌场没有了原来的盛况，以前的种种消遣也没了踪影。新一代的老人们需要照顾自己料理生活，又或者在电视电脑前打发时间。大多数奔着生活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孩子们更是少的可怜。村子里再也看不到满世界成群疯跑的孩子们了。母亲告诉我，整个镇的初中学生加在一起也只剩下四百人左右。母亲还告诉我，最近又有人被派出所抓赌给拘留了。
这几日，我的梦里老是这样的场景：冬日傍晚，西边的天空只剩下一缕白光。土炕的烟囱里冒出的烟霭，在人们鼻尖的高度上铺开，弥漫了整个村庄。土墙缝里漏出黄白色的浓烟，沿着墙一直倾泻到潮湿发黑的墙角，这团黄白色在地上盘旋缭绕，久久飘散不去。在这一片泛白的世界里，大人们把摊开的柴堆重新垒拢。老人们缓缓起身，双手拿了自己的小凳或者马扎背在身后，一步一停地踱在村街上。孩子们的叫闹声和大人们的呼唤声，随着这雾霭一道飘散出村庄，笼罩在一片枝枝杆杆屋屋瓦瓦之上。最后，那一缕白光终于也消失不见，街巷里只剩下远远的狗叫。
邈憧：陕西乾县人，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于体制内工作，工作距文字较远。兴起时，喜欢写些闲散文字记录生活。一个喜欢看书发呆，但很有活力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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