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无天才

忏悔在事后，评价也在事后。《黄宾虹画语录》云：“唐画如曲，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画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近，加水愈多，近日之画已有水无酒，故淡而无味。”如曲、如酒、如醇，皆时代特征。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其基因变异，英雄创造历史，不塞不流，仰仗天才出现，不止不行。吴道子、阎立本、韩幹、周昉之于唐画，范宽、郭熙、夏圭、马远之于宋画，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之于元画，皆天才所在，其画作也有意无意参与了艺术史的历史演变。

笔头千言，胸中万卷，似神而非神；阵前草檄，倚马可待，神助而人为。王国维《文学小言》云：“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屈原之于楚辞，陶渊明之于五言，杜甫之于唐诗，苏轼之于宋诗，皆天才所指。张思光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时人不见我。”思光善草隶，太祖尝谓曰：“卿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此非天才，因其无草莱开辟之功。

人乃万物之灵，天才无疑灵中之灵。天才之出现，到底形势比人强，还是人比形势强，一时语塞。王国维又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其人虽已没，望之俨然；千载有余情，即之也温。衣冠大端，笔直字方，以文窥心，中正仁和，人格本就才情一部分，文学的高蹈境界，即以文字体现人格。伟大人格之体现，多种多样，游世自由为其一。有伟人方有伟业，有真人方有真言，殷海光云：“自由精神与独立精神相互涵衍，或相互蕴生。凡有自由精神者必有独立精神，凡有独立精神者必有自由精神；凡无自由精神者必无独立精神，凡无独立精神者必无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一旦放射出来，形之于立身，就是至大至刚之气；形之于知识方面，就是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形之于言行，就是独立的言论，与特立独行。”此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之诠释，在此形态下，方有活力可言，转而创造可论。

探幽发微，钩沉辑逸，人格之外，尚存际遇。以考古证古，一页故纸；以明古释古，一寸历史。典籍浩如烟海，记载隐隐约约，宛如乱絮，从中拨云见日，去伪存真，该有怎样的聪慧。频涉厂肆冷摊，留心裒访，但有发现，思路顿开，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有过论断：“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走过别人不曾走过的寂寞路，吃过别人不曾吃过的辛酸苦，读过别人不曾读过的万卷书，进而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闭门著述，藏诸名山，且要方向正确，否则所有努力，前功尽弃。

钱钟书任教清华时放言：“清华外语系根本不行，三大名牌教授，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虽有少不解事、弄笔取快成分，却是真实感受，大致切意。吴宓的笨，指固守观念，不知变通，系主任陈福田明达世务，管理严格，难免度量不广，存町畦之狭窄。说叶公超的懒，可诫常人，其才高气豪，难免高视阔步，目无下尘，学问方面则用力不足。

大师的人格，俗世追求不来，而际遇之遇，关涉触动点、触及线、触及面、触发体。宁人等粥，毋粥等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偏爱有备之人，做好一件事，是目的，也台阶。德行具足者，毕竟少数，就常人而言，九分人事，一分天事，手不能高举，语不能成词，顾一头已力不从心，遑论首鼠两端。离开勤奋，纵有天赋也空泛，下过功夫，方知天赋的意义。一年嫁接一年，温不增华，寒不改弃，专注一事以成就自我，而非依托某人，攀援趋奉。规则与手段间，有人宁可证明天才的成功属偶然，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不怕路远，就怕志短，天才如此，况常人乎？

见龙在田，黎庶幸甚。有天才出现的时代，瑞雪滋培，土膏透润；有天才出现的领域，春深花发，烂然如霞。天空之城，必有天才云气间追逐。因皆为事后断定，不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无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