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远大之志，多在从政。纵使狂放如李白者，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即便潦倒如杜甫者，多愁善感，斯人憔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书宜杂读，业宜精钻，学有学道，政走政路，以文人习气行政，则不通。
甲之甘露，乙之砒霜。有的人的确是官料，有样学样，心向神往，名利衫、乌纱帽诱人，不教而善，一入水即适应，和光同尘，左右逢源。有的人到了仍文人，不屑干谒，不与世接，不知趋时，不知避谤，不会游泳者，教亦不善，何在换池塘，不识水性矣。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文人习气不除，终为官场所弃。所谓时运不济，其中含有必然。官场失意，人格不缺，算是对文人从政不错的评价。
班固《汉书》云：“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其描述吴越尚武遗风：“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淮南子·主术训》云：“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娴于文治，便会疏于武备，理学上位，最终禅宗式微。崇文时代，开科取士，武勇之气随风散淡，学而优则仕，几成天下学子唯一进阶之路。
宦官干政，外戚干政，为史所诟病，而文人干政，实与前者无异。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到头来性命有虞，此政治错，还是文人错。政治错，文人也错。政治当由政治家操作，却是刁难讹索，掐尖落钞，似乎苦读越艰，野心越巨，否则有所辜负。意诚谊重，欲言则言，情义殷拳，欲行则行，谔谔之士反遭厄运。然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心有棘刺，不能容人，也文人之弊。有多少文人在“清君侧，靖国难”“清君侧，肃宫廷”名义下，好头颅，谁取去，丢了卿卿性命。
权利覆盖之下，必为堕落处所，文人但入官场，难免生变。遇胜我者谄，遇不如我者骄；遇富贵者谄，遇贫贱者骄；遇上司谄，遇下属骄；遇强者谄，遇弱者骄。读书以明理为先，黄庭坚所言“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岂止是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语言无味。文人执政，多好标榜自身道德之定力，且认定其为一切真理，以掩盖权力域下之卑鄙肮脏龌龊，结果适得其反。
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也。”三杯能壮英雄胆，两盏便成锦绣文，秀才也造反。“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也秀才，屡困棘闱，艰于一第，愤怒之下，投笔从戎，虽四渡长江，两过黄河，功亏一篑。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则是一篇檄文似的宣言：“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洪秀全也秀才，造反势大，半壁江山为之一时所有，终未成功。
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可不是退休后，改行学术研究、书画自娱那么简单。独学寡友，博物洽闻，方可穷而后工，此乃文学规律，与仁近于厚、义近于黑的官场法则，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弃官从艺、键户修业者，如陶渊明、郑板桥者，虽曰境况窘迫，生计无着，还是修得了一域大家，而更多的人但进衙门，泥牛入海，销声匿迹，哪知所踪。名不名，非所计，工不工，非所计，凡事动静等观，皆本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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