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听敌台

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即自我发育史。有苗不愁长，其精神与心理的自主欲，会越来越强，此即成熟。

焚书灭学年代，无人敢言思想，即便旧时代过来人，既明理，又具对比，无奈早已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党，纵对自己的亲人，心知肚明，噤若寒蝉，否则罪不容恕，死路一条，且一黑黑三代。未经思考的人生，终日不起念，凡事随大溜，哪怕饿着肚子，快乐不稍减。但从他们的言谈中，还是能够觉察出异样，惟独见了酒，不醉不休，比如他们说自己所处的时代，饭菜如何精致，吃喝如何讲究，那可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个年龄段，尚不思苟且之事，主旨就是填饱肚子，所以只会对食物话题产生条件反射。

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方面，一为母亲，一为敌台。革委会成立前后，开始下放干部，有人白天大会慷慨表态，夜里家中痛哭流涕，我母亲则对此置之不屑，称之为“积极分子”，这便是言传。私下里的消极与公开场合的高调，让人感觉到了其中的落差，有些情形下，一句话就够了。

武斗平息后，激情退烧，常民无所事事，憋在家里生孩子，干私活。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厂子里的工人偷材料，做鱼缸，打家具，大队里的社员偷粮食，贴家用，补不足。开始管制甚严，之后由于人人参与，也就这睁只眼闭只眼，法不责众，执法者是为大盗。知青们更是非奸即盗，偷鸡摸狗，以充蛋白，此外传看手抄本，偷听敌台，意识层面始有松动，信仰的细胞，始有裂变。挚友见面，寒暄几句，或掏出手抄本互换，或拿出一部收音机回避众人。短波波段，使交通线的末梢，也能同步获取消息。短波收音机乃稀缺货，国产设计有意手脚，建国初期即有明文规定，凡短波波段的收音机，须到当地公安部门拆除之。接收信号模糊，故需不断转换位置，调整天线。因是偷听，且可致罪入刑，声音只敢微放，越发得茫昧。一般情况，收听敌台罪、思想反动罪并列，宣判后挂牌游街，作为作案工具的收音机，则会没收上缴，此即合乎政治规范的恶。邻居中有援建坦赞铁路归国工人，带回台日本产品，效果极佳，仿佛咫尺聊天，毫发可鉴。

祸等秦火，惨过康乾，有人试将《毒草书目1000 本》所列，按图索骥，毕竟不具这样的条件。一些五十年代的书刊，时有传阅，但毕竟是一种制度的同生品，而敌台里的内容，截然不同，一句话，一乾坤，如铁桶破裂处的一束光亮，让人脑洞大开。万物负阴而抱阳，谁人能够遮蔽。平日里，惯听样板戏语录歌的豪情万丈，乍听邓丽君凤飞飞的缠绵悱恻，歌还能这么唱？惯看《激战无名川》《欧阳海之歌》的索然寡味，忽闻三毛金庸的涉猎成趣，小说还能这么写？听到有人哼着一首扣玉般的曲子，待自己也开始窃听时，方知是某个敌台的开播曲，叫《扬基歌》。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各有启发。许多消息，中央文件尚未传达，已从敌台里得知，已然小道消息主要源头。

虽曰只言片语，东拼西凑，疑惑由此生发，水被搅浑，无以沉淀，头脑不再那么简单。敌台所言启发着自身的想象，当年知青诗、朦胧诗创作者，大都受过外界的启蒙，查建英《八十年代》中多所证明。这些内容如病毒，潜移默化抵消着洗脑教育的成果，且传播力极强。表达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外显，学过诗歌的孩子，不会去砸玻璃，未必。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掺合一起，有怀疑而无解析，有反抗而无目标，有破坏而无建设，不管对错，不甘俗套，其结果是聚众起哄，滋生事端，众人不服从，英雄反潮流，不逞之徒则打砸抢。虽说审判随意，罪行随加，犯罪率仍不断攀升。

没有正义的年代，恰是最需正义的时刻，将士三千，手无寸铁，人人都想获得利器。《天龙八部》里说“佛由心生，佛即是觉，旁人只能指点，却不能代劳”，思想的形成亦如此。思想具有引力，行为受之支配，由此影响并决定人生。思考是思想的起源，却不等同思想，即便如此，殊为不易。人找思想难，思想找思想易，思想又会带来更深思考。堤坝崩垮前，总以为还可往里注水，终有天柱欲折、四维将裂之时。思想改变，带来社会进步，促使历史前行，向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