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即自我发育史。有苗不愁长,其精神与心理的自主欲,会越来越强,此即成熟。焚书灭学年代,无人敢言思想,即便旧时代过来人,既明理,又具对比,无奈早已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党,纵对自己的亲人,心知肚明,噤若寒蝉,否则罪不容恕,死路一条,且一黑黑三代。未经思考的人生,终日不起念,凡事随大溜,哪怕饿着肚子,快乐不稍减。但从他们的言谈中,还是能够觉察出异样,惟独见了酒,不醉不休,比如他们说自己所处的时代,饭菜如何精致,吃喝如何讲究,那可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个年龄段,尚不思苟且之事,主旨就是填饱肚子,所以只会对食物话题产生条件反射。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方面,一为母亲,一为敌台。革委会成立前后,开始下放干部,有人白天大会慷慨表态,夜里家中痛哭流涕,我母亲则对此置之不屑,称之为“积极分子”,这便是言传。私下里的消极与公开场合的高调,让人感觉到了其中的落差,有些情形下,一句话就够了。武斗平息后,激情退烧,常民无所事事,憋在家里生孩子,干私活。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厂子里的工人偷材料,做鱼缸,打家具,大队里的社员偷粮食,贴家用,补不足。开始管制甚严,之后由于人人参与,也就这睁只眼闭只眼,法不责众,执法者是为大盗。知青们更是非奸即盗,偷鸡摸狗,以充蛋白,此外传看手抄本,偷听敌台,意识层面始有松动,信仰的细胞,始有裂变。挚友见面,寒暄几句,或掏出手抄本互换,或拿出一部收音机回避众人。短波波段,使交通线的末梢,也能同步获取消息。短波收音机乃稀缺货,国产设计有意手脚,建国初期即有明文规定,凡短波波段的收音机,须到当地公安部门拆除之。接收信号模糊,故需不断转换位置,调整天线。因是偷听,且可致罪入刑,声音只敢微放,越发得茫昧。一般情况,收听敌台罪、思想反动罪并列,宣判后挂牌游街,作为作案工具的收音机,则会没收上缴,此即合乎政治规范的恶。邻居中有援建坦赞铁路归国工人,带回台日本产品,效果极佳,仿佛咫尺聊天,毫发可鉴。祸等秦火,惨过康乾,有人试将《毒草书目1000 本》所列,按图索骥,毕竟不具这样的条件。一些五十年代的书刊,时有传阅,但毕竟是一种制度的同生品,而敌台里的内容,截然不同,一句话,一乾坤,如铁桶破裂处的一束光亮,让人脑洞大开。万物负阴而抱阳,谁人能够遮蔽。平日里,惯听样板戏语录歌的豪情万丈,乍听邓丽君凤飞飞的缠绵悱恻,歌还能这么唱?惯看《激战无名川》《欧阳海之歌》的索然寡味,忽闻三毛金庸的涉猎成趣,小说还能这么写?听到有人哼着一首扣玉般的曲子,待自己也开始窃听时,方知是某个敌台的开播曲,叫《扬基歌》。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各有启发。许多消息,中央文件尚未传达,已从敌台里得知,已然小道消息主要源头。虽曰只言片语,东拼西凑,疑惑由此生发,水被搅浑,无以沉淀,头脑不再那么简单。敌台所言启发着自身的想象,当年知青诗、朦胧诗创作者,大都受过外界的启蒙,查建英《八十年代》中多所证明。这些内容如病毒,潜移默化抵消着洗脑教育的成果,且传播力极强。表达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外显,学过诗歌的孩子,不会去砸玻璃,未必。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掺合一起,有怀疑而无解析,有反抗而无目标,有破坏而无建设,不管对错,不甘俗套,其结果是聚众起哄,滋生事端,众人不服从,英雄反潮流,不逞之徒则打砸抢。虽说审判随意,罪行随加,犯罪率仍不断攀升。没有正义的年代,恰是最需正义的时刻,将士三千,手无寸铁,人人都想获得利器。《天龙八部》里说“佛由心生,佛即是觉,旁人只能指点,却不能代劳”,思想的形成亦如此。思想具有引力,行为受之支配,由此影响并决定人生。思考是思想的起源,却不等同思想,即便如此,殊为不易。人找思想难,思想找思想易,思想又会带来更深思考。堤坝崩垮前,总以为还可往里注水,终有天柱欲折、四维将裂之时。思想改变,带来社会进步,促使历史前行,向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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