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春风一度新,一指流沙,一夜到清秋。记得当年冬近,买盒蛤蜊油,以备涂抹于冻疮。什么都在变,不必喟叹当下,回顾从前。彩云易散,走马如飞,“黄昏那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或追究这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沈从文《边城》里多有这般感伤文字。虽曰原生语态,优于宏大叙事,优于各种主义,皆在于叙事者的性情坦白,清新脱俗。
隔壁学校的朗读声,虽说吵闹,不属噪音。下课铃响,哄然沸腾,一散而去,这一日又近尾声。一日便是一个循环,早晨服药,锁门上班点卯,晚上洗漱睡觉。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手头紧,时间紧,衣服紧,眉头紧,谓之“前途四紧”。谁人能与生活讨价还价,却是读书有味身忘老,深浸其中,暂且逃离一时的不堪。有的结束,如缓流入滩,有的结束,戛然而止,瀑布是立起来的河,跌落三千尺。素履前行,把别人的决定,当作自己的选择,起步总觉得为时已晚。平凡一生,是一个尚未开始便已结束的故事,不平凡的一生,不也如此。王瑶弥留之际,曾写过一段话给女儿:“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况且是人。晚年钱穆患眼疾,口述完成最后的著作《晚学盲言》,九十岁的宗璞一目眇,口述完成《北归记》,其在后记中说:“父母把孩子养大,好像重新活了一次,写一部书也是重新活了一次……而我,要告别了。”学人的告别,别有深情,不是闭上一双眼,而是合上一本书。人虽逝,物质化地保存了记忆,学人之幸矣。
王家鸿《台北千寿宴》记录当年盛事:“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阮毅成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外事餐厅,宴请在台耆宿二十人,合计一千六百一十五岁:王云五九十一岁;顾祝同八十七岁;钱大钧八十六岁;曾虚白八十四岁;余井塘八十三岁;楼桐孙八十三岁;杨亮功八十二岁;成舍我八十一岁;王家鸿八十一岁;黄季陆八十岁;吴三连八十岁;蒋复璁八十岁;陶希圣八十岁;陈立夫七十九岁;浦薛凤七十九岁;范争波七十九岁;程沧波七十六岁;端木恺七十六岁;陶百川七十六岁;阮毅成七十四岁。另有在座李杰六十七岁,未计入。”早年入仕,晚年归隐,必会形成两种心性,两种人格,若作分析,或为耐读之文。苍松寒梅,愈见精神,这是日落时分定格于瞬间的辉煌一刻,千载难逢。
《小窗幽记》云:“茅屋三间,木榻一枕,烧清香,啜苦茗,读数行书,懒倦便高卧松梧之下,或科头行吟。”书房未必是学问的存在地,却是有间书房,余生不荒,案陈典籍,虽曰过目即忘。有意识的记忆与无意识的遗忘,都在自觉不自觉中发挥作用,那是壮年读书。人情之间,不留痕迹最好,遗忘本就是记忆的归宿,有美人兮,见之不忘,那是痴情年龄的记忆。所谓慧极必伤,情深不寿,表现便是突然的失忆,忘得干干净净,似乎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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