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便有自负者。南朝谢灵运,文采极佳,自持甚高,尝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抗战时期某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师生四下躲避。刘文典跑至中途,忽想起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搀扶着陈先生城外跑去。平日吸食鸦片的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搀扶,大声喊道:“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教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西南联大跑警报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机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按照何先生的标准,这几位都失了风度。沈从文从教没有学历,且做了教授,受到学院派的时常白眼,一次,刘文典在课堂上便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又有一次说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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