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天职

所谓天职，意为天然的职责与义务，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天经地义的内涵性。

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第十七号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先河之导，群流所归，以任公的影响，“天职”之设，一时间竟成热说，速为国内新闻界之共识。

大儒为义，苍生受福，一个无章可循的社会难以进步。监督政府开导民智，既为报界之天职，新闻记者便以鼓吹舆论监督政府为天职，否则失其天职。浙江有报纸甚至直接命名为《天职报》，“本报以秉董狐之直笔，画言论之天，故定名为天职报”。此说也影响到了政策的制定，内务部所订报纸条例，提交国务院，又由孙中山交法制局审定，“我国自民国建立以来，言论出版自由亦载在约法，况报纸为民意代表，代表舆论为记者天职，文明国家尊重舆论即所以尊重民意”。李宗仁曾公开对记者发表讲话：“报纸为人民喉舌，应多载人民疾苦及主张正义与翔实之消息，如政府或个人措施不当，亦当纠正，以尽报界之天职。”即便战时，1940年1月7日《申报》发表的《缅甸访华团访问中国》一文，仍持此论：“中国的新闻界，在抗战中也表现了它的艰苦而光荣的使命。各地报馆多数曾被日机炸毁，然而他们的回答是用更有力的方式继续奋斗，没有一刻或懈，贡献他们的报道天职。”

此说的合法性，源于报纸代表民众与引导民众。既为社会公器，报纸的有闻必录、记载翔实、言论公正便是天职。翔实可稽，褒贬必轻重适当，不失分寸。善未必善，阿私以相誉，恶未必恶，意气以相斥，此非报纸天职，不媚强梁，也不阿群众，尽己能力，为国民向导，方为报格。作为记者，得其真相，不为流言所惑，不辞劳瘁，用赴天职。一代报人的理想，不出“天职”二字，传布消息、露布舆情之外，向导民众，为之作舌，启发民众，为之伸诉，本其天职则自带光环，失此必会声应气求，奴颜婢膝，无冕之冠，黯然失色。由天职而天责，那个年代，所有关于报纸、记者的话题，话语架构均不离左右。

官厅为发布政令之机关，报章有指导社会之天职，监督政府，并非攻讦攻府，1912年10月3日的《申报》上《心直口快》一文阐述了二者关系：“苟有违背法律悖逆民意之举，则报纸自当尽监督之天职，作正当之忠告，并发阐其谬妄之所在，俾当局者有所悔悟，而有戒于后，若因党见之不同，而对于政府一切之措施，不问其是非，不辨其利害，一味吹毛求疵，日日作践骂诟之，以为克尽政府监督者，只可谓之攻讦，岂可谓之监督？”针对媒体滥用新闻、言论自由，追求有偿新闻现象，1924年4月22日《申报》发表的《批评者应持之熊皮》一文指出：“新闻记者之天职，批评国家之政治，社会之风尚也……今之新闻记者则异是，每盗批评者之美名，恣肆其奸诈之手段，友则誉之，仇则毁之，甚至有扬抑以金钱为归者，所谓批评之真义不之顾！”

日月其迈，时盛岁新，民族的承继关系在文化，不在血统，即便祸乱相仍年代。陈寅恪说学术传承，“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优于乱世”，学术如此，报业亦然，由北洋而南京政府成立，舆论消沉，久无起色。消息愈滞，谣言愈多，鼓其簧舌、颠倒是非者趁虚而入，而真相一经公开，自会消散。权力不是水平，更非真相，所谓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便是抢占制高点，以压制不同意见。

不偏不倚正民众之视听，立场公正尽报道之天职。由报纸天职引申，言论自由，国家之通例，监督政府，报纸之天职。由此类推，言论自由乃国民天职。此为民国学人之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