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画家仰仗大文人推之

宋人重笔，元人重墨，明人简洁，清人繁琐，每个时期的符号构筑，皆因出现开风气之先的大画家。即便出现，未必人知，大画家往往仰仗大文人推之。

徐渭去世二十多年后的某日，袁宏道在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陶望龄家中作客，无意间在书架上顺手抽出一本诗文集，只略读数篇，便如遇天人，窥见天光，急忙呼来陶望龄，问何人所作？告知同乡徐文长。袁又追问：“是今人还是古人？”随后挑灯夜读，边读边叹，会心处，坐起忽惊诗在眼，全然不顾已是夜深，以至于家仆纷纷自梦中惊醒，打问何事所为。袁叹曰：“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此后多方搜集徐渭遗稿，且不遗余力宣扬之，终究形成“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之势。如此，徐渭在几被遗忘之时，由隔代知己重新接引回到人间。“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字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

技可进乎道，息息相通，事事相切；艺可通乎神，以心观心，反身而诚。袁宏道主张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说，想不到在放浪不羁、恣情随意的徐渭诗文书画里，找到了实证，由此被赋予特别的意义。一生侘傺跼蹐、困厄重重的徐渭从此拨云见日，否极泰来，性灵派大文人袁宏道竟为之亲撰《徐文长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之前窘迫，未必永远窘迫；此间存活，定会永远存活。同为码字人，精英文化的游戏者，不论出身。

傅雷以文艺批评家姿态，将当时国内知名画家评了个遍：吴昌硕笔头干枯，齐白石读书不多，张大千投机分子，吴湖帆一门甜俗，徐燕孙笔下的仕女似月份牌美女，令人作呕，唯独对黄宾虹偏爱有加，以为神气磊落，希世名笔，“石涛之后，宾翁一人而已”。傅雷在刘海粟家中与黄宾虹头次见面，遂对其崭新有异的画作、超乘而上的艺见产生兴趣，奉其作为艺术样本，认为“不独吾国古法赖以复光，即西洋近代画理亦可互相参证，不爽毫厘；所恨举世滔滔，乏人理会”。才华横溢的黄宾虹，与才名煊赫的傅雷，遂成忘年之交。施蛰存对黄晚年画作不衫不履的不以为然，认为太浓太黑似“墨猪”，傅雷一听，拍案而起，训斥其为俗眼看不出好画。

骨骼挺劲、笔画消瘦、起落严谨、放少敛多之外，傅雷另有所见，而其见解对黄宾虹的创作同样产生过启示。有道是没有独立性，批判性无从谈起，没有批判性，创造性不过无源之本。万古江河时局变，民国初期，文学界革命自废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始，绘画界“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四）王画的命”，傅雷对此全然接受，黄宾虹画作中的革新面貌，显而易见。大成若缺，未见黄宾虹有明指的代表之作，其意义在于予人一种方法论的启示，一经揭示，弦歌不辍，后人追随。

长夏乍凉，深冬初暖，总会给人意外之喜。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大画家的偏师独出，五百年一遇，灵光乍现，一闪而逝，多数人看不到，少数人看得见，看不到者拙目，看得见者慧眼。大文人之所以成为大文人，慧眼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