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年已周甲的前襄陵知县斌椿奉总理衙门之命前往欧洲游历,成为大清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出国考察的官员。
“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1861年。在中国传统的中心观受到来自扩张态势中的西方国际大家庭的各种威胁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这才设一中央机构专为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
斌椿出发时已是63岁高龄,系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善禄管领下人。年纪这么大,官衔也不高,大清出使西方第一人,清政府怎么选了这么个人?其实,斌椿这次欧游并不是清政府的“正式派遣”。
同治三年,赋闲在家的斌椿被介绍担任总税务司华员文案一职,当时的海军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斌椿就相当于他的秘书。赫德一直力主清政府派使臣出使欧洲,他认为派使驻外“于中国大有益处”,可以把清政府更加“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但总理衙门对这件事却迟迟没有动作。至于原因,从后来恭亲王奕訢的奏折中可窥一二,“惟思由中国特派使臣前赴各国,诸费周章,而礼节一层,尤难置议,是以迟迟未敢渎请”。
礼节问题是个阻难。在《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中也有写到,清政府对待西方各国来使,都像对待朝贡国一样,要求对方行叩头大礼。清政府无法接受外交平等的国际关系,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从它设总理衙门、建立同文馆等行为来看,尽管观念一时难以完全改变,但也不是没有动摇。
两年后,赫德要回国探亲,总理衙门便决定借此机会,派出官员前往西方各国考察。“兹因总税务司赫德来臣衙门,谈及伊现欲乞假回国,如由臣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伊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语。臣等伏思同文馆学生内,有前经臣等考取为八、九品官及留学生,于外国语言文字,均能粗识大概,若令前往该国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有裨学业。”奕訢可真是个明白人哪!看看这用词儿,“同文馆学生”“于外国语言文字粗识大概”“一览该国风土人情”“增广见识,有裨学业”。这是外交派遣吗?这不就是游学嘛。清政府尤为重视礼节之事,但若是派出几个学生,即便有些有损国威之举,那也是年少不更事,无妨无妨。
奕訢后面又说,“惟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之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都是学生也不合适,所以派出年已周甲、有人生阅历、官场经验的斌椿去照看,合情合理。但从斌椿回国后所作的《乘槎笔记》中看,他的任务不仅是照看学生这么简单,“奉命往泰西游历,饬将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
由此看来,斌椿的这次欧游更像是以“旅行者”之名行“使者”之实,清政府为了“面子问题”也是良苦用心啊。
斌椿一行11人于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自北京正式启程,至天津登船,二月初三到达上海,这里把他们的路线附上:
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大量记录了西方的奇观、趣事、新闻,对政治反倒着墨很少。据说当初在考虑派谁出使时,满朝大小官员无人敢应,斌椿是主动报名,“顾华人入海舶,总苦眩晕,无敢应者。斌君友松,年已周甲,独慨然愿往”,斌椿还在诗中自称,“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所以,斌椿真的可能是抱着出国游的心情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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