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者
驻沪领事团当然不肯轻易交出租界的治外法权。3月29日《申报》上登载了这样一件事: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全国大赦,上海会审公堂的在押犯人听说了这条新闻,即上书公堂,要求释放,但领事团否决了这一要求,“咸以租界非内陆可比,且公堂判定各案,半由捕房所解系是刑事,或由各洋商起诉,断难照准,故已决议将此事置之勿论”。
中西之间的法权争执,带来了很大的问题。7月初,一桩大案让这种冲突几乎变成了政治事件:事缘租界捕房逮捕了三名要犯陈阿四、李友山、徐春山,据此三人供称,他们正是1月14日刺杀革命元勋陶焕卿的凶手!上海都督陈其美对于此案,心存暧昧(事详《元周记》之《蒋介石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当然不愿让这些凶犯在租界受审,于是向会审公堂提出“查陶公焕卿有功革命,中道被戕,深堪悯恻,前由本都督悬赏缉凶未获,今既罪人斯得,自应从严鞠讯,并究出主使之人,以慰英魂,况该三犯积犯命盗案多件,罪大恶极,自应照章解归地方官衙门,研讯明确,立正典刑,今乃由公共公廨分别判定监禁年限,有违向章,并损主权,办理殊为不合”,这也是希望引渡的意思。会审公堂的中方会审员认为此案事关人命,确实超过了会审公堂的权限,应该“将全案移解上海地方审判厅讯办,以符向章”。但移交此案遭到了法国副领事的坚决反对,理由是欧洲各国还没有正式承认民国政府,既然这些犯人已经关押在租界西牢,就由领事们会商决定监禁年限,也属于“援例执行”。
事实上,几乎每次出现案情严重、刑期长的案件,都会引发会审公堂中西官员的争拗。如宁波商人周友财杀妻一案,是由副谳员王嘉熙会同德国副领事审讯的,最后判决周友财“禁锢西牢十五年”,对此关炯之立即提出抗议,“会审公堂定例,凡有五年以上罪犯,照章应解内陆华官讯办,且周自行出首,尤轻一等,今德副领事擅行判断,实属侵越权限”(《华官争论权限》,《申报》1912年10月28日)。然而跟上案一样,领事团不太可能接受这种抗议,所以会审公堂不免上演“一直抗议——一直无效”的中西官员冲突。
正如我们看到的历史,在民国初年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并未收到租界的法权,而会审公堂,仍然承担着晚清成立以来调和华洋矛盾的职责——不仅仅如此,它还需要管理租界内华人的公共事务。
照前清会审公堂规章,设立栖流所,以收留租界里迷途走失的华人小孩,等候父母家人来认领。但是,上海光复时,会审会堂的经费被旗人谳员宝子观全部吞没,1912年的会审公堂已经无力再承担类似事务,但不管这些无人收养的孩子又不行,于是,以关谳员为首,跟西方人带头设立、中西合办的济良所会商,专门设立一栋建筑来收养此等小孩,而且从暂时收养向长期抚养过渡:“重拟新章,凡留所小孩,非正当营业、身家清白者,概不准领,并延中西教习到所,选择聪颖各孩教读中西书籍,愚笨者授以相当之工艺,俾使将来各能自立云。”第一批被收留的小孩19名,比起此前此后流落上海滩的“三毛”们来,他们算是幸运的。我把他们的名字抄在下面:
关于这一时期职权多少处于悬浮状态的会审公堂,可以讲述与分析的事件还很多。比如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在南京路撞伤了人,会审公堂是如何判决的,等等。不过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民众听审的仪礼规范,就是租界市民怎样吃司法的瓜。《上海华洋裁判所暂行规则》第四十五条明文规定:“凡公开审判之案,准人旁听。惟旁听人必须自重,不得与诉讼人搀杂。”与前清衙门的“听讼”相比,这种形式更近于西式的法庭,而事实,会审公堂自成立以来,一向不禁止民众旁听。只是1912年洋人的介入,又有了新的问题:英国领事来听审的时候,发现站在堂下听审的“下流社会中人”,不知公德,随意吐痰揩鼻涕,搞得公堂污秽不堪。英领事立即与关老爷商量,当堂命令各巡捕,“自即日为始,如再有案内人证及观审之人在堂涕吐,一律禁阻,如违请示惩治”。(《申报》1912年10月26日)
宇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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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现代经典小说,穿越民国三十年,在小说里读懂中国
杨早 孟岳著
2021年12月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现代中国』
作者精选了1919—1948年三十年间能够代表时代、反映社会面貌的40篇现代小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除了政治风云、战乱变迁,小说里有普通人在“大历史”之中的心态、想法、行动,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他们的生活细节。虚构的小说有着非虚构的背景底色,要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与情绪,好的方法便是阅读当年广为流传的小说,与百年前的中国人沟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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