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产业智库负责人
这本在豆瓣上评分为9分的畅销法律读本，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代表作之一。这位少年从军，又当过工人，赴美留学而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北大任教的时间是1992年。1992年这个年份，在新中国历史上，也很关键，尤其是对官员和企业家而言，只是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问题。
《送法下乡》是苏力的代表作，也是当代中国法学界有影响的重要著作，2000年10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面世十年畅销不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出版了该书，也是很畅销。本书按照制度、知识、法律人以及研究方法分为四编。集中论述了中国当代基层法制度、中国基层法官的技术和知识、有关法官以及乡土社会中的其他法律人和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这本书反映了我国乡土法制现状以及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对我们目前的法制改革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说：“对于一般所谓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人，这好像是一个成功，一种安慰；但由于任何文本——包括文学文本——的意义从来是社会需求构成的，对一个希望以学术研究来参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失败，一个悲剧”。所以，他“渴望速朽”。因此，在2011年再版的时候，他说，毕竟10年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包括10年来的司法改革，中国基层的司法还是有了不少变化。10年间他也曾写过其他一些文字，触及了这些变化和问题。但这些变化到底有多大？还是得从一个个案件说起。
在20年前，苏力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他认为送法下乡是为了适应乡土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乡土力量的结构组织。而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我国正处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维持社会转型期的秩序最依靠的法律和道德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比如道德运作的前提是熟人社会和群体主义，而法律运作的前提是陌生人社会和个体主义。与农村生产方式和乡土组织结构相适应的是熟人社会，故而法律规则运作在乡土社会遇到了巨大阻碍。另外，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农民工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流动群体，在乡村和繁华的城市对比中，他们发现乡村社会的准则显得那么另类，他们曾经奉若圭臬的道德很少发挥作用，取而代之的普世规则-法律却是那样陌生。因此，送法下乡就是为了帮助农民解决这些问题，向他们输送最实用的法律法规。同时送法下乡也是建设法治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法治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良好的法治就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而送法下乡，在从学校到社会，从书本到实践，从大城市到基层，从聆听者到践行者中的道路依然艰巨，这也就是非常触动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比如我下面要谈到的这个杀人犯王建彬，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穷凶极恶者，只是因为不懂法而入刑的人。这就让我想到，即使是生活在法治宣传所处可见的环境中未必也理得清违法与犯罪二者的区别，一直到犯了罪，才后悔，更别说相对闭塞的乡土社会。因此送法下乡就变得继续的尤为重要了。
话说2016年4月30日晚，被告人王建彬接到母亲的电话，得知父亲王正喜酒后殴打母亲，并放火烧自家院内的麦草。5月1日王建彬从昆明返回武定县狮山镇恕德村委会栗子园村家中进行劝解，但王正喜不听劝解，于5月2日继续责骂、殴打母亲。中午12时许，王建彬想起王正喜长期殴打家庭成员，遂产生“整死”王正喜的想法，在吃饭过程中用家中背麦草的绳索套住王正喜的颈部用力拉扯，致王正喜机械性窒息死亡。案发后，被告人王建彬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建彬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建彬犯罪以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是自首。并建议对被告人王建彬判处13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王建彬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未提出异议，提出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意见。其辩护人吴涛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害人王正喜的行为构成严重家庭暴力，是王建彬犯罪的重要诱因，王正喜的家暴行为与本案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王正喜有重大过错；3、王建彬是一个长期遭受及目睹家庭暴力双重伤害的人，王建彬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4、犯罪情节、手段不是特别残忍，具有自首情节，取得了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系初犯、偶犯，其行为的社会危害不大，已悔罪、认罪，案发前表现良好。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希望能看在王建彬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对王建彬从轻判处。其辩护人郑子殷提出的辩护意见是：本案由家暴引起，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王建彬的杀人动机是为了保护母亲和弟弟免遭家庭暴力伤害，以及王建彬具有自首、被害人家属谅解、初犯偶犯等多个法定、酌定减轻、从轻情节，对此控辩双方均无争议，主要争议在于王建彬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辩护人认为属于情节较轻，理由：1、被害人实施的家暴行为不但具有重大过错，其与王建彬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王建彬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3、王建彬的行为是司法实践中的“大义灭亲”，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形；4、穷尽救济措施不是判别是否到达情节较轻的标准；5、司法审判尺度应保持一致。综上所述，王建彬的杀父行为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其犯罪情节符合司法实践中情节较轻的情形，建议在情节较轻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在有期徒刑三年内量刑，并给予缓刑。
经审理查明，王正喜经常喝酒，酒醉后就随意打骂王建彬母亲、弟弟，被告人王建彬小学未毕业就到昆明打工。案发后，王正喜的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希望对王建彬从宽处理；案发所在地粟子园村民小组的全体村民出具联名信，提出王正喜长期酗酒，对妻子、儿子王建彬长期家庭暴力，希望对王建彬从宽处理。有专门知识的人陈某某，其作为有家暴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具有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接访上百名家庭暴力受暴妇女的经验，其出庭证实：（1）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是完全不同的行为，二者在关系不同、手段不同、目的不同、后果不同。（2）经常喝烂酒的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也是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不断用酒精伤害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是一个心境恶劣的人，借酒浇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3）喝烂酒的人是一个内心有很多愤怒的人，这个愤怒很可能来自原生家庭。不断打骂妻子却坚决不肯离婚的丈夫，从小一定是在被打骂的虐待中长大的，成年后，他会模仿父辈的暴力沟通方式与配偶相处，因为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人际沟通方式，当受暴的配偶因为不堪暴力而在心理上离他越来越远时，会激活他们内心深处的无价值感、无助感和被抛弃的愤怒感，这些被激活了的感受里面，既有现实中被伴侣抛弃的痛苦、无助和愤怒，也有童年被父母抛弃的痛苦、无助和愤怒的感受，以至于他们把所有愤怒发泄在配偶身上，只要情绪被激发，他就会打人，殴打家人与被打的人说什么做什么没关，只与打人的内心需要有关。喝烂酒的行为会加重暴力的严重程度，酒精会让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减弱，因此可以更没有负担地施暴，因此下手往往更重。（4）施暴者有三种类型，偶发型，这是一次性的；最多的是双面型，他的社会关系很好，但在家里却有另一幅施暴者的形象；第三类是疯狗型，这类人有反社会倾向，对法律、对禁止性的东西不敏感，他们不仅打家里人，还会打其他人，常常伴有赌博、酗酒、吸毒等恶习，这类人的行为是很难制止的，除非对他们的成瘾行为进行戒除。（5）施暴者打人是为了要达到控制对方，获得自我价值感。控制他人的欲望源自施暴者强烈的内心需要。施暴者很难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们获得价值感的方式就是获得别人的绝对顺从。对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来说，配偶和子女如果有一点不服，他们就会体验到挫败感和无价值感，暴力成了他们摆脱挫败感和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最重要的手段。（6）家暴的施暴者不会自动停止家暴行为，因为施暴是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手段。而他们对自我价值感的需要是一个无底洞，没有满足的时候。（7）施暴者的语言威胁会让被家暴的家庭成员信以为真，因为童年有创伤的人，他的代入感是很强的。同时，他也是最了解施暴人的。多年在暴力下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对施暴者有很深的了解。他们知道，施暴者想对自己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施暴者说要打人就会说到做到，甚至话到拳头到，尽管他们在道歉并保证不再打人时说话很不算数。因此，施暴人威胁要杀死受害人，对受害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威慑力。若威胁要灭门，则威慑力会更强大。受暴人会因此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惧和预期，以至于相信若不先下手为强，自己和亲友必死无疑，此时，杀死施暴人成了唯一的选择。对受害人来说，离婚并不是一个保险的救济手段，因为施暴人宁可杀了她，或者同归于尽，也决不能让她们摆脱自己的暴力控制。（8）作为一个被家暴儿童或者目睹儿童，随着他的成年，他小时候的心理创伤是不能痊愈的。成年了，再看见一个孩子挨打，他就会去制止。如果听到邻居家有家庭暴力正在发生，他可能会感到害怕，因为这个事件会让他重新体验到自己童年时被打时无助、委屈、愤怒、悲伤等情绪。他也可能会想办法去制止，比如去敲门，或者报警，否则他自己会坐立不安。帮助受暴的人，对他来说，就是帮助当年那个在暴力下很无助的自己。在他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当伤害过他的人再次伤害他时，他会反抗。事实上，一些打孩子的父亲虽然在女儿成年后还会打她，但在儿子长到青春期时，一般就会有所收敛或者不再打儿子子了，因为他看到儿子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而自己一天天年老，体能在走下坡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可能就成为孩子手下败将。（9）作为一个被家暴儿童或者目睹儿童，在他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当伤害过他的人对他所爱的人进行侵害时，他会毫不犹豫进行制止，不惜牺牲自己去帮助他所爱的人摆脱暴力。帮助他所爱的人免于暴力，对他来说，同样是帮助当年那个在暴力下很无助的自己。如果这种对家人的伤害到了致命的程度，他会以暴制暴，这是他从小在原生家庭学到的唯一一个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式。（10）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为了让他好好听话而恐吓甚至打骂他，也属于家庭暴力，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暴力在社会上很普遍，子女在长大之后，随着双方力量的不对等，这种暴力行为可能会随力量对比而消失，但暴力的心理创伤会跟随人的一生。（11）被施暴者奋起反抗时，很多妇女的以暴制暴往往不是用体力，而是用智力，国际上称为受暴妇女防卫行为。她们一般会另选时机。（12）假设正常途径存在的话，能够有效制止暴力，如果警察只是作出无效制止的话，那么就没什么用。
法院最终采信了有家暴方面专门知识的人陈某某的意见，判处被告人王建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我又查看了另外一个案子：
2012年7月24日，中国青年网报道，42岁的吕某一贯嗜酒好赌，酒后无故殴打老母亲，父亲忍无可忍卡住其脖子致其窒息死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2011年10月15日晚，吕某酒后到父母家，将年近七旬的老母亲推倒后，又拽住十岁的小侄女头发推搡，父亲吕建生上前阻拦吕某，吕某非但不松手还辱骂年迈父母。而后，吕某从屋内拿了一个电饼铛打自己头部称不想活了，并声称还要找妻子算账。吕建生担心儿媳被打就抱住吕某，不让他走，被吕某一巴掌打倒在地，吕某自己站立不稳也倒在地上。母亲赶紧外出找医生，吕建生见吕某不能动了且左右无人就用手掐住其脖子致其窒息。公安人员及医生赶到现场时，吕某已经死亡。
法院审理认定，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综合考虑案情和村委会及村民联名要求，法院依法从轻作出判决。
由河北省晋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吕建生近日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两个案子都是因为家庭暴力而产生，刑期差异还是挺大，不论对错，只是借两个案子期待送法下乡的继续加强。
BOOK
重
磅
新
书
重读现代经典小说，穿越民国三十年，在小说里读懂中国
杨早 孟岳著
2021年12月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现代中国』
作者精选了1919—1948年三十年间能够代表时代、反映社会面貌的40篇现代小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除了政治风云、战乱变迁，小说里有普通人在“大历史”之中的心态、想法、行动，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他们的生活细节。虚构的小说有着非虚构的背景底色，要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与情绪，好的方法便是阅读当年广为流传的小说，与百年前的中国人沟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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