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人物的艺术，人物是动机的艺术，动机就是欲望。
“如何读小说”的第一本选择了《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小说有皮有骨，描述性的时间、地点、人物就是表露在外的皮相，而欲望，是推动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欲望是人物的发动机，但是欲望从何而来？
浪漫主义赞美人的主体性，宣称欲望来自自身，勒内·基拉尔嘲笑了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说法，他认为，恰恰相反，主体的欲望绝部分来自外部（客体），并且需要一个“中介”（介体）。书名《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拆解来看，“浪漫的谎言”指的是浪漫主义宣称的欲望的“自发性”“真实性”；“小说的真实”则是指小说对摹仿欲望的揭露。
基拉尔提出的主体、客体和介体构成的“三角欲望模式”，是用欲望拆解小说的一把刀。可以把“介体”比喻成一层小红书的滤镜，“介体”形态多变，有时它是理想的模仿对象，有时是竞争者乃至仇人，但不管“介体”是什么参数的滤镜，它都能赋予客体一种虚幻的价值，透过它看到的客体总是更加具有诱惑力，吸引主体去获得和占有，激发主体行动的热情。《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人直言：“在爱情上，我们那个春风得意的竞争者，换句话说，我们的情敌，其实是我们的恩人。”伟大的小说家所要揭示的正是介体的存在，揭露人物作为欲望传递的一环，被欲望奴役的过程。
基拉尔以塞万提斯、司汤达、福楼拜、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例，根据介体和主体的距离，将小说分为“外中介”和“内中介”两大类：如果人物（主体）和欲望（介体）的两个世界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就属于“外中介”；如果两个场距离很小，彼此渗透，就属于“内中介”。
人物离欲望越远，受其的折磨就越小。
外中介就像天边的月亮，高悬云端，受其吸引的主人公可以坦然承认自己是信徒，表达自己的景仰，就像堂吉诃德把阿马迪斯在他生活中的特殊位置告诉了桑丘，并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正是因为阿马迪斯是一个传说，不会与堂吉诃德形成竞争关系，也因为无法接近而免除了失望的风险。
而内中介出现在人物的生活中，常常激起人物的羡慕嫉妒恨，而人物则要百般掩盖自己被内中介挑动起了欲望，还要处理得到客体之后的失望——在于连那里是“不过如此”的耸肩，在普鲁斯特的人物那里是沉重的幻灭感，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主体绝望得自杀，都是因为得到之后发现客体远没有通过介体看到了那么炫目。
古典和现代小说的欲望模式。
基拉尔把欲望分为“外中介”和“内中介”的分法不算新颖，“外中介”就是自上而下的欲望，不管是“君权”还是“神权”，在古典时代，欲望表现为价值观统一、标准唯一的；而在充分竞争、平等为价值观的现代社会，欲望也随着平等的到来而暴增。托克维尔形容美国社会：“当出身优势和财产优势彻底铲除之后，当一切职业向一切人开放之后，当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爬上每一种职业的顶峰之后，广阔而舒适的前景似乎展现在胸怀大志的人面前，他情不自禁地认为，天将降大任于他。可惜，这是妄想，生活经验每时每刻在纠正这种妄想。每个公民都可以为自己设想美好的前程，这种平等使每个公民作为个人都变得很软弱。平等从各个方面限制公民的力量，同时又听任公民的欲望不断扩张。......平等产生的欲望与平等所能提供的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对立，使人们感到痛苦和疲惫。”
基拉尔认为从贵族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的过程是社会的欲望模式从“外中介”向“内中介”过渡的过程，小说作为时代的记录，人物的欲望模式也体现了这种转变。
上帝未死时代的古典时代，上帝是欲望的源泉，欲望的唯一方向是向上瞻仰，向上的欲望崇高神圣且遥远，以其为驱动的人物则表现为稳定、完整和充满力量感，用一生为信仰做脚注。反过来说，要在现代社会塑造一个有古典气质的人物，就赋予他神性，塑造一个有终极价值追求，不容易改变信仰的人物。
在上帝已死的年代，人对超验价值、对神性的追求不会随着上帝的解构而消失，于是“人们互为上帝”，“摹仿耶稣基督变成摹仿身边的人”。自上而下的宗教欲望变成平等流动的欲望，变成了对他者和自我的神话，变成偶像崇拜和自我膨胀。于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欲望的发射机器。当承诺不再来自上帝，而是来自自我和社会，无法被兑现的承诺转而成为痛苦。
他者、文学、社交媒体……现代社会无处不是欲望的“种子”，现代的欲望模式，造就了现代小说意识流化、心理化的特点。现代小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现代人就是这样。
白描是小说的皮相，欲望是小说之骨，描写铺陈在外，隐隐约约显示出内里燃烧的火焰，无一字谈欲望，又无一字不是欲望，小说到最后，还是描写和动机骨肉匀称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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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孟岳著
2021年12月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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