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5夜
童寯和他的徕卡相机
文 / 卡卡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1937年11月1日，由三所学校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后分批迁往云南，1938年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来，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堪称战时一方学术净土。
1939年的夏天，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莘莘学子，不远万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所求的是什么？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稀里糊涂的；而汪曾祺则是冲着吊儿郎当，寻找潇洒来的。
然而寻找潇洒这一路并不算潇洒。即使早就料到滇越路有瘴气，易得恶性疟疾，随身带了好多从法国进口的矿泉水，没想到汪还是被恶性疟疾缠上了，到了昆明就发了病。高烧住院，待出院后晕晕乎乎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最终竟然也以第一志愿被录取，甚是幸运。
新校舍大门南向，进了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把校舍划分成东西两区。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木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同学之间各有各的生活习惯和脾气秉性，有成天腻在一起的，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汪曾祺就有这样一位几乎等于不认识的睡在上铺的“兄弟”——刘姓历史系同学。刘同学是一个很受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而汪则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页书，到天亮才回宿舍。这时刘同学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大路的东侧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唯一的一座瓦顶的建筑。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
就是在这样差的设备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人才。与其自由的氛围离不开。汪所在的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风与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近于无为而治。但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更为随便，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在这里，汪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的书也读了不少。
虽不常上课，但也不是不上课。尤其任教的教授中，有一位称得上是极其特殊——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这本书对汪形成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也因此，汪在1941、1942、1943年三年的时间都上过沈先生的课。
沈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一切从属于人物，写景、叙事都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得很亲近。同人物一同哀乐、一同感受周围的一切。
沈先生是“用手来思索”的人，笔下写的东西比用口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改得不多，但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候会比文本还长。可以称得上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很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老一辈作者大多是“执笔则为文”，无论写什么，都是当作一个作品来写的。这样才能随时锻炼文笔。
最后得聊聊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吃。
若是得了家人的接济，手上有了闲钱，周天是可以出去吃馆子的。汽锅鸡、过桥米线、过油肘子、锅贴乌鱼、油淋鸡、铁锅蛋、腐乳肉、大排骨面等等不一而足。
钱若是逐渐花光，吃不到大馆子，就可以到米线店吃米线、饵块。米线的浇头很多，有焖鸡、肉末、鳝鱼、叶子等。
若是连吃米线、饵块的钱都没有，则只能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伴着砂子、木屑、老鼠屎的八宝饭，常备盐水煮芸豆，紫灰色的“魔芋豆腐”，偶尔得见一碗回锅肉、炒猪血。
这其实也是不错的了。到了1944年，汪曾祺在黄土坡的一个中学教书时，学校没有固定经费且薪水很少。校长只能设法弄一点米来让教员能吃得上饭，只能吃得上野菜，这是后话了。
（汪曾祺本应于1943年大学毕业，但是由于未参加必修课体育大二英语的考试而不能毕业，留校补修课程，1944年为生活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学任教。）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无处不体现着自由、多元、包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燃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
作为跨越时代的旁观者，我们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透过那些散落在纸上的记忆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
本期编辑：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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