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徽因 | 橙子·早茶夜读

 

第1268夜

时间：20世纪30年代

地点：北京

娜拉徽因

 文 / 橙子

20世纪30年代初，梁林一家从东北回到北京，在北总部胡同三号安家，梁思顺的女儿吴荔明（梁启超的大女儿）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事先没有告知父母就住到了舅舅、舅妈家。梁思顺大怒，半夜将女儿带走，林徽因在致费慰梅信中愤然道：“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他叔叔和婶婶（指林徽因）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这并非梁思顺和林徽因的第一次冲突，也不是梁思顺这位长姐第一次对林徽因表达不满。梁林二人一同在美国读书时，梁思顺的来信中就常有对林徽因的微词。在一封信中，梁思顺曾毫不客气地告诉梁思成：母亲到死也没有接受林徽因。1925年，二人的冲突甚至到了梁启超写信调和的程度。

◉梁启超与儿女梁思成（左一）、梁思顺（右一）、梁思永（右二）

梁启超是较早提倡女权的人物，他重视女儿们的教育，鼓励女儿做社会上有贡献的职业女性。但他分外宠爱的大女儿梁思顺却和父亲的观点不一致，甚至和父亲的观点背道而驰。梁思顺和母亲李蕙仙都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把“贤妻良母”视作理想女性，最初认为女性的天职就是相夫教子，之后认为女性可以有自己的职业，但这职业也仅仅是“余暇”：

我的意思，以为妇女应该有职业，以发挥她的能力，不过要像爱伦·凯女史说的要注意'母性’，不伤害'母性’范围以内，应该要择一种职业的。所以已婚的妇人要先注意家庭儿女，处理完备，以其余暇，做些救济社会的事业，或发挥自己的能力，择合于自己的做去。

梁思顺的“女性论”着眼点显然在家庭，即作为“母亲”这一身份的女性的能力和素养。而林徽因显然与此不同，她并不以相夫教子为满足，而是更加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1932年，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地过一世！。”

◉左图为1932年，林徽因调查北平郊外杏子口佛龛；右图为1933年，林徽因于河北正定开元寺。

如果说梁思顺是东方式保守的女性进步观念，林徽因的女性观念则是更为西式和激进的，在小说《钟绿》中，我们可以看出林徽因理想的女性的特点：美丽，有个性，热爱自由，内心世界色彩斑斓。

一者向内，一者向外，内与外成为林徽因和梁思顺的根本冲突，这个矛盾在林徽因经常性的召集沙龙后进一步激化。

在法国，沙龙多半以一个殷实聪颖的女主人为中心，不少沙龙贵妇本来就是贵族，而且才貌双全。在现代中国，曾朴、邵洵美、朱光潜都曾主持沙龙，林徽因是少有的沙龙女主人，且非红袖添香式的存在，而是发言的时候，众男知识分子“当着她的谈锋，无不低头”。可以说，林徽因所主持的沙龙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女作家主导男性舆论的旗帜，林徽因此成为意见领袖，也在很多人那里形成了爱出风头的形象。

◉19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合影

尽管被持“贤妻良母”女性观的梁思顺等人视作洪水猛兽，林徽因本人却远非自由自在真正放飞自我，依然深受传统母职之累。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后，她要操持一家，丈夫、母亲、孩子及仆人们生活的琐琐碎碎。费慰梅说，“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徒”（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林徽因在梁家是长嫂，在林家是长姐，弟妹们不断来吃住，凑巧一起来了，她不得不调整住房。要安顿下男男女女，林徽因画过一张床铺图，这个那个，共计安排了十七张床铺，每张床铺标明是谁来睡。她得准备十七套铺盖（挤得车夫借宿别人家），还要准备他们的早点、茶水，让他们如意，一切都义不容辞。

◉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三号

林徽因痛惜时间，家务干扰了她画设计图或写文章。遇用人请示，立即放下草图或文章，亲临过问。她在1936年5月7日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如此袒露心声：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咒诅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1936年，林徽因在陕西长安县调查古建筑

有家世、学识的加持，身边重要的男性角色也都思想比较开明，叠满了buff的林徽因可以说是对传统女性身份的极限逃逸，但仍被道德评价体系抓着不能离开地面，仍要面对是内还是外的苦闷与挣扎。这是典型的过渡一代的知识女性，她们反抗传统的老规矩，但有些又是她所不能反抗的。种种约束就像人类社会的重力，无处不在，无路可退。

只能说，要摆脱重力向天空冲刺，娜拉们的征程还很远。

参考资料：

费冬梅《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

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

本期编辑：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