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6夜
社会是一瓶可乐，压力总有限度
文 / 若文
夏天太热，相信很多人都是在家空调、可乐配西瓜。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没有空调，但市面上已经有了可乐和西瓜。可口可乐在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正是西瓜。因为西瓜相对便宜，普通人勉强吃得上。可口可乐在当时可是轻奢品，也是最流行的美国货。只有上海有工厂代理生产，在北方人看来可乐是洋货，也是来自南方的稀罕物，尤其是新鲜的可乐更是难求。
◉1946年林森中路833弄口泰山食品商店
20世纪20年代可口可乐进入中国，背后是一套极为用心的商业模式，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的非必需品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故事。关于可口可乐的发明，神秘的配方管理，现在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在报纸上被反复渲染，一开始可口可乐就是一个充满话题性的产品。在名称上，由早期别扭的中文名字“蝌蚪啃蜡”至三十年代最终确定为“可口可乐”并持续推广，成为了一段翻译史上的传奇趣闻。
刚开始中国人对可乐的口感评价是偏酸，可口可乐甚至找了当时有名的舞女田秀丽为产品代言，田秀丽也被称为“可口可乐”小姐，后来如“咖啡西施”王凤珠被报纸捧为“她甜得像可口可乐”。
受限于时代的卫生条件，可口可乐当时的一大卖点就是干净，这在当时报纸广告上被反复强调。上海屈臣氏公司是可口可乐在中国唯一的代理商瓶装厂，虽然同样采用本地水源，但是标榜科学过滤、紫外线消毒、自动化瓶装流水线等，凸显了更高的卫生标准。顺便一提，屈臣氏不仅售卖可口可乐，还有柠檬水、橘子水、沙示水、姊妹露一同出售。当时，正广和汽水也是可口可乐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人看美国大兵和国外居民也喝可口可乐，就多了一层信任感。可口可乐代表了先进的世界风潮，在商店，舞厅、赌场、餐厅、茶室都会特意标出供应可乐，有闲阶层也将可乐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在文学作品中，可乐出现最多的就是鸳鸯蝴蝶派一类的爱情文学，浪漫多金的男主人公与名媛淑女见面吃饭，总会询问要不要点可乐、啤酒或是其他洋酒一类。在喝法上，一百年前早就有诸如将“喝啤酒，拿可口可乐和一和”的五花八门的法子（《碧波残照》）可口可乐在中国打开市场、大获成功，让民国时期的商业推销、广告学都将可乐作为成功的案例，有些商业书直接转载可口可乐公司给推销员的广吿方面的讲义。
可口可乐在当时的中国是面向有闲阶层的，因此定价上并不便宜，按照美元计算是五美分一瓶。当时有人算了一笔账：“五分钱（美金）可吃一杯可口可乐，可使一个中国学生吃饱三餐。一角五分钱可吃一杯可可牛奶，可使中国学生一星期有居处”（《国际援华运动》）按照当时中国货币计算则浮动更大。二战结束后，可口可乐跟随美军在全世界的行动，影响力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出于对盟国爱屋及乌的心理，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符号的可口可乐在中国迎来了最后的辉煌。可乐畅销每天就算生产六千打还是不够分配（1946年4月《大众夜报》），供不应求让夏季可乐在黑市的价格水涨船高。1946年在上海原本一瓶三百元的可口可乐可以炒到八百元。
可口可乐工厂先进的流水线作业，在工业化程度极低的中国是一份特殊的存在。1939年一批上海中学生参观屈臣氏公司的可口可乐工厂，写下了一份考察报告，不止于感叹为自来水消毒的紫外线设备，正是那时抗战特殊时期中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不敢想象的。甚至关于汽水的生产，进行了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不得不说，当时的孩子们真的敢想敢说，这样的考察实践在今天看来远超许多学校的游学考察。
放眼世界当时只有苏联没有可口可乐，这背后已经出现一种意识形态的划分。1949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代表着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逐渐遭到了质疑。如在报纸舆论上，有人以批评可口可乐来批评美国：
受国内战事影响，糖类原材料难以运输到上海，1949年屈臣氏公司的可口可乐产量不及往年鼎盛时期一百万打的一半。销售额也从每天一万打，骤降至两千打。在抵制洋货、厉行节俭等口号下，舆论上批评喝可口可乐的风气。当时夏季可口可乐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要上市的新鲜西瓜。
上海解放后，1949年8月6日《烟业日报》上刊载屈臣氏公司决定转行生产酱油，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上海由“奢靡洋场”转变为生产都市，由美国资本的代理人转变向中国人服务，由服务有闲阶级转变为面向劳工家庭。从此可口可乐在中国大陆人们的视线中绝迹，直到三十年后，20世纪80年后可口可乐重新出现在大众生活中。
再说到上海滩那位以“可口可乐”艳名远播的舞女小姐田秀丽，据1949年3月7日的《真报》描述她被丈夫抛弃后，冠以“人老珠黄不值钱”沦落到了香港，也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本期编辑：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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