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0夜
文 / 原石
自从民国报业渐盛，大报、小报的种类便多得难以细数了。为了争得读报人的“八卦心”以提高订报量，除了名伶、影星的小道消息，很多报刊也会追踪“当红”作家的风谈逸闻。而巴金在发表《灭亡》《激流》等等小说之后，在1930年代的文坛上也算得是一颗“明星”了，很受青年人的热捧，所以那时关于巴金的“奇奇怪怪的”报道并不鲜见，比如1933年《橄榄月刊》上有一篇《文坛情报·巴金的悲哀》：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未免显得太过“凡尔赛”。也有猎奇向的，比如《摄影画报》1934年第10卷第12期上有一篇《巴金从不拍照》：
这里提到的“画像”，应该就是德国画家George Grosz在1932年所绘制的《巴金》。这幅“画像”在当时几乎成了巴金的经典形象——皱纹很深，吊着眉毛，像是一个带着老花镜的小老头——在很多时候都代替了巴金本人的登场。
《巴金》，George Grosz绘，1932年（修复：原石）
左边巴金，右边第一排鲁迅、郭沫若，第二排华林、田汉
至于那张“团体照”，故事就很深了，它是由张若谷拍摄，先后发表在《新时代》月刊1933年新年号和曾今可诗集《两颗星》卷头插图页上。关于拍摄地点，其实《摄影画报》上的说法不对，并不是什么“欢送刘海粟出国的席上”，而是在1932年8月28日上海兆丰公园的文艺茶话会上，除了巴金外，还有曾今可、柳亚子、徐仲平等人。
《文艺茶话会 在法国公园》
《新时代》月刊1933年新年号
实际上，1932年并不平常。是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上海闸北，还对民宅、商店进行狂轰滥炸，引得“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而巴金所居住的宝山路宝光里14号，就在闸北，在这个“一·二八”事件的炮火下，整座房屋、连同那张有珍贵记忆的《SONNY BOY》唱片都化为了灰烬——万幸的是，巴金此时并不在上海，正在南京与几个旧友会晤。
得知交火后，巴金匆忙北上，赶回了上海，暂住在步高里52号，后又借住到舅父陈林的住所——环龙路花园别墅1号——组织茶话会的孙福熙、章衣萍也住在这附近，便在机缘巧合下邀请了巴金。这个茶话会的许多核心人物，都和法国里昂大学有深浅不一的关系，巴金作为留法学生，便很自然地进入到了这个圈子里。
照片中这个用报纸挡住面孔的巴金，究竟是因为“从来不肯拍照”，还是因为某种别样的心情，实在是难知。紧邻巴金左边的那位男子，就是曾今可，巴金在1931年到1932年间与他交往比较紧密，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发了好几篇作品，有时也帮忙评点曾今可的作品——很直白、也很诚恳地说“对那部小说我不满意，那天我来访你，你不在家所以没有当面告诉你。现在中国底新小说没有几部是我满意的，但它们还是照样流行着哩！”。
如果要刻薄地讲，这个曾今可确实没什么文才，他更像是个“文学活动家”，喜欢结交名流，也爱制造“文坛新闻”以博取关注。因此巴金在给他的信中，常常是以规劝的方式来讲：
对于这些话，曾今可究竟如何接收的，实在是很难讲。但他大概是能感受到巴金的好意，自己也说“朋友中巴金待人最忠实，他常常鼓励着我，常常鞭策着我。常使得我没有什么话可以拿来表示我是怎样的感谢他！”
但1932年末开始，曾今可就连连搞出了两出“文坛大新闻”。
第一出是曾今可为模仿胡适因此爆得大名的“诗的解放”，邀集上海的一大批文化名流，搞起了“词的解放”，还专门在《新时代》上出了一期“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大谈“解放”与“松绑”，其中就登载了曾今可很受争议的《画堂春》：
“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出版一个月后，鲁迅写了一篇《曲的解放》，很带有一番讽刺味道地说：“'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
鲁迅这话太过泼辣，便惹恼了曾今可，他邀集了一个文艺座谈会，并出版了《文艺座谈》杂志，在上面假借“白羽暇”的名字发表文章《内山书店小坐记》，暗指鲁迅友人内山完造是日本政府的侦探，鲁迅又与他关系密切，便就是汉奸了——对于这个“污水”，鲁迅是很愤怒的，他在致姚克的信中就说到“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
与此同时，第二出“文坛大新闻”也来了，是在卷头插图页登载《文艺茶话会 在法国公园》的那本诗集《两颗星》出了事。上面有一篇曾今可友人崔万秋写的《代序》，对曾今可的诗很是吹捧：
但两人因为一些金钱往来翻了脸，崔万秋便“反水”了，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崔万秋启事》，说《代序》并非是他所写，而是曾今可自拟的，《代序》中的“日本女诗人横山喜代子”其实是一个打字员，而“饭田雪雄教授”不过是个不知名的中学教员，这一切都是曾今可的自我吹捧罢了。
曾今可为了反击、给自己“正名”，也登了一则，叫《曾今可启事》，解释说《代序》是从崔万秋的信中摘录的，“现在崔君忽然声称该'代序’非其所作，是何用意，殊难猜测”，并拐弯抹角地暗骂崔万秋的反水，是因为崔觉得自己“能力薄弱”、没有利用价值了。
再往后，这事愈吵愈厉害，曾今可很有些颜面扫地的感觉，便打了白旗，又登出一则《曾今可启事》，宣布“脱离文字生活”：
这启事很有些阿Q的味道——也所以很得鲁迅的“欣赏”，他把这则启事编进了《伪自由书》的《后记》中，并说“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随后，曾今可便带着自尊为“英雄”的胜利，悻悻地“脱离文字生活”了好几个月，在10月的时候才重又“粉墨登场”在文坛上。
巴金和曾今可也疏远了，完全停止了交往。1936年，曾今可还发表了一篇《巴金在我的回忆中》来为自己“叫冤”：
他们两人关系终结的原因，曾今可说是“以前有一个小报说我是'巴金’的朋友，我在文章里又说起我和巴金打麻将的话而使巴金不高兴，以后我就没有再和巴金来往了”，这个说法肯定是假的，曾今可那篇《巴金印象记》发表在1931年《星期文艺》第15期上，如果如此，又怎么会有1932年的那张照片与那些言辞恳切的信呢？
曾今可的另一句才可能是真相——“大家都知道，巴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思想上，我不能和他同路，所以不久我们就不相往来了”。
再回到那张照片。1932年8月的巴金，在与曾今可的两年相处下，恐怕也大概摸清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巴金把自己深埋在报纸里，不让镜头捕捉到自己的脸，假如不是因为小报所说的“巴金从不肯拍照”，而有另一种可能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
紧挨着曾今可而特有的尴尬吧。
本期编辑：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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