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文 / 哈哈呆呆
佐藤忠男第一次去东京,是昭和二十二年(1947),那年他16岁。从老家新泻前往东京,差不多350公里。换作如今,乘坐新干线只要一个半钟头,但在当时,上京观光旅行的佐藤忠男和姐姐,煎熬地待在根本挪不动脚步的列车里,花了将近十个小时,才来到梦中的大都会。彼时,日本战败刚过去两年。东京在空袭的重创下尚未恢复,各个区域废墟遍野。但在年轻的忠男眼里,这座城市里的一切都让他无比兴奋。残存下来的建筑看起来是那么高大,肮脏的铁道桥下时不时能听到电车狂暴的轰鸣声,无论哪里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样子。相较内陆,东京无疑具有“压倒性的生机活力”。十六岁的少年迷上了这座城市。回到老家之后,在“铁道教习所”学习的他,利用铁道提供的福利办了一张通行证。每个月都会花一个周末,周六晚上乘坐夜火车前往东京上野车站,周日晚上再乘车回家。这些宝贵的休息日,佐藤忠男全部泡在了东京神田的二手书店。他购置了大量电影剧本,还有戏剧全集。他还利用寒暑假借住在亲戚家,到日比谷、日本桥等地的剧场观看新剧、电影,立志今后要成为一名电影从业者。同一年,1947年,黑泽明导演了一部名叫《美丽的星期天》的爱情电影,讲述了一对贫穷的年轻恋人是如何在东京度过周末一天的。这部电影记录下的许多影像,或许也是佐藤忠男当时亲眼所见的东京风貌。火车站里人潮涌动,两个年轻人揣着区区35日元,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宝贵见面。这一天,他们先后参观了自己根本买不起的廉价新型住宅、加入街边孩童的棒球赛、排队买音乐会门票未果,在咖啡馆里搞错了价格,最后不得不抵押了男主角的大衣。《美丽的星期天》剧照。上图为开场的新宿火车站前镜头,右图为上野公园的画面虽然电影里的不少镜头都是在影棚里拍摄,但我们依旧能从零星的外景中看到东京街头的画面。比如说,最开始车站的场景,是新宿的小田急线,这条线因为连接了东京和旅游胜地富士箱根、镰仓等地,非常有名。两个人在人群中的画面,有些是在新宿拍的,有些地方是在上野公园和动物园拍摄的。故事的高潮部分,是深夜两人在公园里散步,来到一所露天音乐厅。男主角登上舞台,做出指挥的手势,而女主角开始拍手,仿佛音乐真的奏响。虽说这一幕是在布景里完成的,但露天音乐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无疑是那个困窘与希望并存的战后时代的青春象征。从铁道教习所毕业已经是1949年。佐藤忠男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国营铁路的一个职位。在就职地志愿上,他申请了位于神奈川县的大船电力区,幸运地被录取。之所以选择大船,忠男自然有自己的小心思。大船虽不在东京,但离东京很近,方便他参加东京的各类电影组织和集会。另外,对于影迷来说,松竹公司的大船制片厂可是一处电影圣地。在车站值班室工作的忠男,时不时就会到大船站内溜达一下,运气好的话,还会和大船制片厂的名导演吉村公三郎、涩谷实等大腕儿们擦肩而过,想想就令人激动。不过这样的好事却没能维持太久。工作仅三个月,他就被国营铁路辞退了。按我们惯常的理解,国营铁路应该是稳定的大国企,不应该轻易裁人。但是,当时日本正值战后经济低迷期,政府考虑到职员人数过多,直接解雇了好几万人。像忠男这种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恰好是最容易被解雇的。更糟糕的是,类似的裁员情况不只限于国营铁路一家,所以当时所有的公共求职所前面都排着长龙,所有失业者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多番努力,佐藤忠男也没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除了在大船制片厂跑过两三次龙套,在一处偏僻的农村做过一个月电力工以外,他屡次受挫,无比疲惫,最后不得已逃回了故乡。传统观念中,一提到昭和时代,我们想到的就是经济腾飞、一幅生机勃勃奋斗的景象。实际上,在整个昭和时代(1926-1989)的前半部分,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佐藤忠男经历的这个失业期(1949年前后),是昭和时代的第二个大失业期。第一个失业高峰出现在二战前夕,即20世纪30年代中期。彼时,东京到处都是失业者,无论阶层,无论学历,随处可见贫困、落魄、无法在此立足安居的人们。而记录下这一阶段东京的电影作品也为数不少。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津安二郎,他一生拍摄的电影中光标题出现“东京”的就有五部。此外,以东京为背景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1935年拍摄的《东京之宿》里,主人公就是一名失业工人。他带着两个孩子游走在江东区的工厂间,试图寻找一份工作。背景里尽是电线杆、厂房,冒着烟的烟囱和不知用途的脚手架。有这样一幕,在荒凉的田野中,父亲和孩子们面朝相反的地方,坐在水泥管上,背后是高耸的巨大筒状物。在小津的镜头里,混合着农田和工厂,在新与旧中显得破落潦倒的城市,仿佛才是电影的真正主角。次年(1936年)小津拍摄的《大学是个好地方》(原名《东京是个好地方》)讲述的也是一个类似的失业故事:一名来自外地的学生,怀着对东京的憧憬来这里求学和生活,结果毕业后却完全找不到工作。对比两个作品,那种无处不在的、侵蚀了所有人希望的萧条感,让人无处遁形。若干年后,当佐藤忠男成为独当一面的电影评论家,他在论述小津的文章里写到: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里,我们随处可见那些对于东京充满期待,仿佛单恋般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外乡人。他们得不到东京的回应和接纳,被残酷的现实所击退,最终不得不艰难度日,甚至是直接逃离。《东京合唱》《早春》与《东京暮色》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如此的悲情人物。说到底,在1949年那个时间点,被铁道公司辞退、找不到工作、看不到未来的18岁的佐藤忠男,也是众多“逃离东京”大军中的一员,所以对此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吧。佐藤忠男此后的人生故事,伴随着逐渐腾飞的昭和时代主潮,奏响了一段令人热血洋溢的昭和奋斗曲。回到家乡新泻之后,他被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NT前身)这个国企雇佣,担任临时工,一直在修理厂当工人,干了整整七年。与此同时,佐藤忠男不忘自己的电影梦,坚持观影、读书,还上了一所定时制高校。他持续地写作电影小论文(类似文艺评论),持续地给东京的电影杂志社投稿。最终,这番努力终于帮他获得了好机会:他的文章不但获得像鹤见俊辅这样的文艺大家认可,还应东京的出版社之邀,开始出版关于电影史、电影评论的著作。在此契机下,佐藤忠男再度回到东京,加入了电影专题的杂志社。他的电影评论和写作事业也从未中断。不过,或许是曾有过失败的惨痛回忆,重回东京后,萦绕在小津电影主人公心头的那种恐慌和不安定感,始终未曾在佐藤忠男心中退却:东京还是一如既往地如此冷酷。然而这种冷漠也是一种刺激。东京绝不会轻易地接纳我。“既然来了东京,那么你早晚都会垮掉的吧”——只要那些小瞧人的家伙所说的咒文般的话不从记忆中淡去,我在东京就永远是个外来者。对此,我耿耿于怀。
在东京,没有一个能让我过上安心生活的稳定根基。东京这座城市,与其说属于地道的都市人,不如说是属于我这种外来者的。我警惕地盯着别人,也盯着容易垮掉的自己。
佐藤忠男(1930-2022)
30年过去,50年过去,佐藤忠男不负当年的理想,终于在东京扎下了根,还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不但成为日本电影界泰斗级别的影评家、批评家,还成了日本研究电影的专门大学——日本映画大学的校长。
而他出版的等身的电影著述中,正有一部名为《电影中的东京》,记录了在那些伴随他成长、奋斗的时代里,电影画面中的东京面影。这部作品,不但有对小津、黑泽明、成濑巳喜男等20世纪电影大家东京主题的作品统览,也有对东京各重要地标,比如银座、浅草、新宿等地的专门提及,更有刚才我们讲到的佐藤自己的奋斗小传。距离这部书初版也有将近半个世纪,不知为何,现在这个时点读来,我仍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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