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 文 / 哈哈呆呆
佐藤忠男第一次去东京，是昭和二十二年（1947），那年他16岁。从老家新泻前往东京，差不多350公里。换作如今，乘坐新干线只要一个半钟头，但在当时，上京观光旅行的佐藤忠男和姐姐，煎熬地待在根本挪不动脚步的列车里，花了将近十个小时，才来到梦中的大都会。彼时，日本战败刚过去两年。东京在空袭的重创下尚未恢复，各个区域废墟遍野。但在年轻的忠男眼里，这座城市里的一切都让他无比兴奋。残存下来的建筑看起来是那么高大，肮脏的铁道桥下时不时能听到电车狂暴的轰鸣声，无论哪里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样子。相较内陆，东京无疑具有“压倒性的生机活力”。十六岁的少年迷上了这座城市。回到老家之后，在“铁道教习所”学习的他，利用铁道提供的福利办了一张通行证。每个月都会花一个周末，周六晚上乘坐夜火车前往东京上野车站，周日晚上再乘车回家。这些宝贵的休息日，佐藤忠男全部泡在了东京神田的二手书店。他购置了大量电影剧本，还有戏剧全集。他还利用寒暑假借住在亲戚家，到日比谷、日本桥等地的剧场观看新剧、电影，立志今后要成为一名电影从业者。同一年，1947年，黑泽明导演了一部名叫《美丽的星期天》的爱情电影，讲述了一对贫穷的年轻恋人是如何在东京度过周末一天的。这部电影记录下的许多影像，或许也是佐藤忠男当时亲眼所见的东京风貌。火车站里人潮涌动，两个年轻人揣着区区35日元，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宝贵见面。这一天，他们先后参观了自己根本买不起的廉价新型住宅、加入街边孩童的棒球赛、排队买音乐会门票未果，在咖啡馆里搞错了价格，最后不得不抵押了男主角的大衣。《美丽的星期天》剧照。上图为开场的新宿火车站前镜头，右图为上野公园的画面虽然电影里的不少镜头都是在影棚里拍摄，但我们依旧能从零星的外景中看到东京街头的画面。比如说，最开始车站的场景，是新宿的小田急线，这条线因为连接了东京和旅游胜地富士箱根、镰仓等地，非常有名。两个人在人群中的画面，有些是在新宿拍的，有些地方是在上野公园和动物园拍摄的。故事的高潮部分，是深夜两人在公园里散步，来到一所露天音乐厅。男主角登上舞台，做出指挥的手势，而女主角开始拍手，仿佛音乐真的奏响。虽说这一幕是在布景里完成的，但露天音乐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无疑是那个困窘与希望并存的战后时代的青春象征。从铁道教习所毕业已经是1949年。佐藤忠男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国营铁路的一个职位。在就职地志愿上，他申请了位于神奈川县的大船电力区，幸运地被录取。之所以选择大船，忠男自然有自己的小心思。大船虽不在东京，但离东京很近，方便他参加东京的各类电影组织和集会。另外，对于影迷来说，松竹公司的大船制片厂可是一处电影圣地。在车站值班室工作的忠男，时不时就会到大船站内溜达一下，运气好的话，还会和大船制片厂的名导演吉村公三郎、涩谷实等大腕儿们擦肩而过，想想就令人激动。不过这样的好事却没能维持太久。工作仅三个月，他就被国营铁路辞退了。按我们惯常的理解，国营铁路应该是稳定的大国企，不应该轻易裁人。但是，当时日本正值战后经济低迷期，政府考虑到职员人数过多，直接解雇了好几万人。像忠男这种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恰好是最容易被解雇的。更糟糕的是，类似的裁员情况不只限于国营铁路一家，所以当时所有的公共求职所前面都排着长龙，所有失业者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多番努力，佐藤忠男也没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除了在大船制片厂跑过两三次龙套，在一处偏僻的农村做过一个月电力工以外，他屡次受挫，无比疲惫，最后不得已逃回了故乡。传统观念中，一提到昭和时代，我们想到的就是经济腾飞、一幅生机勃勃奋斗的景象。实际上，在整个昭和时代（1926-1989）的前半部分，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佐藤忠男经历的这个失业期（1949年前后），是昭和时代的第二个大失业期。第一个失业高峰出现在二战前夕，即20世纪30年代中期。彼时，东京到处都是失业者，无论阶层，无论学历，随处可见贫困、落魄、无法在此立足安居的人们。而记录下这一阶段东京的电影作品也为数不少。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津安二郎，他一生拍摄的电影中光标题出现“东京”的就有五部。此外，以东京为背景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1935年拍摄的《东京之宿》里，主人公就是一名失业工人。他带着两个孩子游走在江东区的工厂间，试图寻找一份工作。背景里尽是电线杆、厂房，冒着烟的烟囱和不知用途的脚手架。有这样一幕，在荒凉的田野中，父亲和孩子们面朝相反的地方，坐在水泥管上，背后是高耸的巨大筒状物。在小津的镜头里，混合着农田和工厂，在新与旧中显得破落潦倒的城市，仿佛才是电影的真正主角。次年（1936年）小津拍摄的《大学是个好地方》（原名《东京是个好地方》）讲述的也是一个类似的失业故事：一名来自外地的学生，怀着对东京的憧憬来这里求学和生活，结果毕业后却完全找不到工作。对比两个作品，那种无处不在的、侵蚀了所有人希望的萧条感，让人无处遁形。若干年后，当佐藤忠男成为独当一面的电影评论家，他在论述小津的文章里写到：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里，我们随处可见那些对于东京充满期待，仿佛单恋般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外乡人。他们得不到东京的回应和接纳，被残酷的现实所击退，最终不得不艰难度日，甚至是直接逃离。《东京合唱》《早春》与《东京暮色》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如此的悲情人物。说到底，在1949年那个时间点，被铁道公司辞退、找不到工作、看不到未来的18岁的佐藤忠男，也是众多“逃离东京”大军中的一员，所以对此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吧。佐藤忠男此后的人生故事，伴随着逐渐腾飞的昭和时代主潮，奏响了一段令人热血洋溢的昭和奋斗曲。回到家乡新泻之后，他被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NT前身）这个国企雇佣，担任临时工，一直在修理厂当工人，干了整整七年。与此同时，佐藤忠男不忘自己的电影梦，坚持观影、读书，还上了一所定时制高校。他持续地写作电影小论文（类似文艺评论），持续地给东京的电影杂志社投稿。最终，这番努力终于帮他获得了好机会：他的文章不但获得像鹤见俊辅这样的文艺大家认可，还应东京的出版社之邀，开始出版关于电影史、电影评论的著作。在此契机下，佐藤忠男再度回到东京，加入了电影专题的杂志社。他的电影评论和写作事业也从未中断。不过，或许是曾有过失败的惨痛回忆，重回东京后，萦绕在小津电影主人公心头的那种恐慌和不安定感，始终未曾在佐藤忠男心中退却：东京还是一如既往地如此冷酷。然而这种冷漠也是一种刺激。东京绝不会轻易地接纳我。“既然来了东京，那么你早晚都会垮掉的吧”——只要那些小瞧人的家伙所说的咒文般的话不从记忆中淡去，我在东京就永远是个外来者。对此，我耿耿于怀。
在东京，没有一个能让我过上安心生活的稳定根基。东京这座城市，与其说属于地道的都市人，不如说是属于我这种外来者的。我警惕地盯着别人，也盯着容易垮掉的自己。
佐藤忠男（1930-2022）
30年过去，50年过去，佐藤忠男不负当年的理想，终于在东京扎下了根，还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不但成为日本电影界泰斗级别的影评家、批评家，还成了日本研究电影的专门大学——日本映画大学的校长。
而他出版的等身的电影著述中，正有一部名为《电影中的东京》，记录了在那些伴随他成长、奋斗的时代里，电影画面中的东京面影。这部作品，不但有对小津、黑泽明、成濑巳喜男等20世纪电影大家东京主题的作品统览，也有对东京各重要地标，比如银座、浅草、新宿等地的专门提及，更有刚才我们讲到的佐藤自己的奋斗小传。距离这部书初版也有将近半个世纪，不知为何，现在这个时点读来，我仍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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