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5 | 读城记2020
文/ 魔菇
41岁，策划人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 我是魔菇，今天我为大家分享。
本月主题书是《肉体与石头》，讲述西方文明发展史中，人类身体与城市的关系。肉体即人类身体，石头意为城市，或城市建筑，代表生存空间，也是身体容在的物质和环境基础。
作者理查德·桑内特博闻强识，涉猎广泛，以一种全新的维度梳理了西方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群——它们也可以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节点，古雅典、罗马、巴黎、威尼斯、伦敦，再到华盛顿、纽约。虽然是全新维度，但“身体”和“城市”的关系并不新鲜，它关涉人类本质，“我”与兼容我的“容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一话题终可导引至人类永恒的焦点：我是谁，我身在何处，我去往何方。
桑内特选择了身体的三种生理机能作为串联工具，声音与眼睛、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看似并置的生理关系，其实有其线性发展逻辑。我们将之放诸于人类医学序列，会发现，身体和城市的关系，与人类生理学认知和医学发展密不可分——至少，循着章节看下去，人类在生理学的认知更倾向于系统了，随之而来的，也是人类城市的愈发庞大与现代化。最终，在现代医学和现代城市的议题上，这种列举既有隐喻的意象，也有现实价值——它引发我们思考：医学发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肉体与石头”的关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今天，人类普遍被新冠病毒阻足于各自的“空间”，城市系统也在经受全新的评估，这个问题更显意味深长：城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的，还是和解的？是庇护的？还是消解的？是不可逆转的“向前”，还是可以高度抽象化，及至赛博朋克的图景已提前显现了呢？
一. 体热说，古希腊与罗马人的答案
哲学追溯生命本源，医学则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愿望与实施而诞生。人类直接的痛苦往往来自于身体，在古希腊，哲学、医学和科学很难说有绝对的分界线。至今日，我们赞叹亚里士多德等人多才多艺，跨越数科，实际上他们成天价思考的问题皆可归结为肉身觉知所引发的生命本源问题。
说到身体，亚里士多德在第奥根尼（第一个研究体热的希腊人）的“体热说”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男性具有运动与生产的原理，而女性则拥有物质的原理。随后，知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拉克尔等人在此理论上做了更多论述，答案殊途同归；至盖伦医生，他将医学定义为“一种依赖于理解体热与体液如何在身体主要器官（脑、心、肝，以及睾丸）互动的知识”。
总之，体热说这一苏美人和埃及人的舶来品直接奠定了古希腊的生理学认知，并成为古希腊人展示身体的理论指导。通过运用身体，他们获得在城市中的荣誉或耻辱。公民们用眼睛观看，通过聆听参与社会生活，为了契合这两种身体特质，“空间”被精心设置，仪式在空间中被郑重举行，它们可表达真理，如当众雄辩与演讲；可强化尊严，如妇女节的禁欲；可满足欲望，如阿都尼亚节中，妇女短暂的身体解放。
到了罗马时代，随着帝国的扩张，权力需要被看见，仪式感的需求更加迫切，此时，人体几何关系被证实，肉身之骨骼、肌肉、耳朵、眼睛等的对称关系，被“石头”高度抽象并表达，形成了宏伟的建筑。以万神殿为代表，“神”与权力的营造带来了空间的秩序与强迫感：它是一个更宏大的“身体”，让人的肉身不得不“看见”并屈从于它，相应地，罗马城市的线条也高度几何化和舞台化，人们不仅要观看，更应遵守其传达的统治者意志。
在哈德良时期，从地中海传来的早期基督教在罗马扎根，他们同样强调身体的价值，只是这种价值在于“疼痛”，相应也开发出疼痛的仪式，也即弃绝自己的身体。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利金在阐释基督精神时认为，身体受难具有重大意义，他身体力行进行了自我阉割，通过这种极端行为，基督徒肯定了人人平等的教义，颠覆了希腊人对图像和形式的执念，同时通过“受伤害的身体“与卑微者结盟。
在此过程中，他们求助于光的体验，一个营造“光”的空间变得不可或缺，至君斯坦丁时期，基督教转化为官方宗教后，“殉道者教堂”的出现让“光”在这特别的空间中被塑造出来，曾经为了彰显政权的万神殿也被赋予新的功能——它转化为救赎的专有空间，和殉难教堂一样具有被“看见”的价值。
政权的空间，被神权再利用了。灵魂再高妙，也离不开俗世空间的塑造与引领，身体，以赋予“石头”全新意义的方式存在。
二.1200年后，巴黎的修道院与医院
上古世界的医学和科学假定等相关文本被伊斯兰世界完整保存，比如盖伦的学说，以阿里·伊本·里德万为代表的伊斯兰医生们对之进一步评释，这些学说“出口转内销”，回到中古时期的基督教世界，为之广泛学习并认同。
到了14世纪，巴黎的外科医生亨利·德·蒙德维尔经过外科的临床试验，总结并阐发了“同情的运作方式”，他把城市想象为身体彼此联结的空间，此后巴泰尔米·朗格莱将同情反应深化为“晕厥”，从此医学和模仿基督结盟，随之挑战城市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设下的社会藩篱，包括挑战性别的界限。他们固然强调身体政治的心脏是由男人组成的，男人的管理地位不可撼动，但也承认女性的“养育”功能非常重要，“同情”是通过母性进行传达的——从上古医学体系中提炼出的四种“体质”，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忧郁质中，忧郁质作为最内在的特质，其表现同情和养育的地方，正是在死亡的共鸣上，“圣母”这一意象尤为凸显。
临终的仪式由此进入公共语境。身体的消亡，需要一个公开的典礼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身体可以表现出庄严的忧郁，死亡成为沉思的时刻——什么可以提供忧郁的空间呢？女修道院、修道院以及神圣花园。
政教的紧密关系让主教地位空前，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财富，堪与国王齐肩，巴黎圣母院应运而生。作为主教区的最高权威，它运用社团管理市民的一切，诞生、生活以及死亡。
城市贸易在增加，人口也在增多，主教区随之授权为教民和贫民开设医院与救济医院，至1328年，巴黎大约有60家医院，大多集中在西堤岛中心及右岸，最大一家主宫医院临近巴黎圣母院，与其说是一种随机，毋宁说这是宗教管理城市的立体化配置，在此结构中，医院医治肉体，修道院疗愈精神——它从空间设计上鼓励沉思，人们可以通过在凉亭、迷宫和花园池塘的休憩，觅得灵魂与上帝的联接点，同时通过肉体的劳动，摆脱沉沦的怠惰与腐败，回归到“伊甸园”，让身体愈加尊贵和荣耀。
三. 冲突：经济、异端与传染
和中国自古轻商异曲同工的是，西方文明的经济基础在上古时代也很少受到承认，比如贸易和手工业被看做是沉闷和野蛮的活动，到了基督一统的中古世纪，经济、国家和宗教之间也存在着既隐在也显在的冲突。
贸易带来经济自由与个人财产权，但和基督精神并不相符，这在空间感上造成了不和谐，个人自由与社团纽带产生了二元对立，贸易作为经济主体供养了城市，营造了神性的物理空间，但从事贸易的群体并非“忧郁的劳动”，贸易的劳动不会产生尊严，因为唯利是图让人失去内省的能力，他们是“蛮荒中流浪的人”——从此，人类身体被卷入经济与宗教的冲突：基督精神要求身体的同情力量，而经济生活依赖身体的威胁力量，靠的是对时间的投机性运作产生利润，此去相悖，形成了撕裂与冲突，表现为虔诚与异端，纯洁与传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中古巴黎的街头暴力与语言暴力开始，经济与宗教的矛盾愈演愈烈，基督时间和经济时间的叙事结构格格不入，前者的自治与计算方式与基督倡导的“利他主义与奉献精神”背道而驰，经济人被认为没有同情心，他们成为“自己的魔鬼”，因为他具有自我摧毁的特质，他赚钱的方式必将在审判日受到严惩。
其中，最具代表的形象是“威尼斯商人”，从医学的隐喻看，他们具有传染性，是“不可触摸的”。在莎士比亚笔下，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人商人是“缺乏同情心”的异教徒形象，将之放置于威尼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最国际化的城市背景下也显得顺理成章，更能凸显戏剧冲突。
历史时期的真实威尼斯，作为贸易起家的多元化城市，一直想亲近基督教——在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对抗中，威尼斯人站位了前者，犹太人被视作具有腐化人的身体邪恶，并带有性病和很多不知名的传染病。为了讨好基督教，力争正统，威尼斯人采用屏蔽“不洁”，杜绝传染的方式对犹太人进行隔离。事实上，随着经济贸易的发达，威尼斯人一方面向往被基督招安，一方面并不拒绝身体的愉悦这种与基督苦修精神相悖的行为。当时同性恋文化发达，娼妓众多，梅毒流行，医学认知的局限性导致人们将梅毒这一新型神秘性病，与宗教文化认知中犹太人容易患麻风病的传说相关联，顺理成章地甩锅给犹太人，对之进行攻击，在空间设施上打造出一种“都市保险套”的概念，以确保自己不受“传染”。
身体上的厌恶与逃避，也交织着人们对高利贷这一“淫行”的摒弃，这正是莎士比亚写作的道德正确。当然，隔离客观上为3000年来流浪的犹太人创造了被压迫的空间，在此空间中，他们可顺理成章地保持和强化自己的传统，凝聚成坚固的社团，以盾牌的方式反向压迫那些压迫他们的人，身体在与“石头”的PK中，勉强赢得一点喘息的缝隙。
四.健康上线 灵魂离场
医学发展之路的篇章，在15世纪翻到了哈维医生的页面，虽然主观上不想颠覆上古的体热观念，但他搞清楚了“循环”的机能不在于“体热”本身，而是因为心脏的跳动，原来它是一个抽唧血液的大机器。对心脏的研究客观上让他发动了一场医学革命，如果身体（心脏）是一部机器，灵魂的生理基础是什么呢？上帝无法证明自己是机器的原则，那么相应的，神经系统的运作之后，是否也有“上帝之手”？
身体不需要灵魂，它只需要健康，血液的自由流动就能让身体各个组织和器官健康生长。一旦健康的观念被认同，“不洁”的概念也同样被颠覆，因为只要努力保持健康，个体是可以洗涤“不洁”的，血液需要良好的循环，皮肤需要清洁的环境，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在此失灵——健康，不是通过祈祷和沉思而来，而是通过解放身体、洁净身体，保持呼吸通畅而来。
作为众多身体的大容器，城市，其清洁与否与健康息息相关。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城市市容变得重要起来，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清洁，街道被改造，城市的“血液系统”需要自由流动，因而下水道建设举足轻重。曾经循环是因为体热存在，如今，循环的功能被前置，它是为了保证身体更好地运行，身体不能中风，城市也必须保持健康——城市中的行动不能有阻力，循环原则，变成了城市建设中重要的指导思想，其中以朗方规划华盛顿格局时，对“城市之肺”的强调为代表。
城市中的流动也让个人的感官复苏，从而形成了孤独的自我，“个人”诞生，但当个人的移动形成洪流时，也即变成“群众移动”时，运动的不安全性凸显出来：城市暴动成为可能。但存在着一种相互消解的力量，让市民的自由无法在法国大革命营造的“净空的空间”中实现，因为在一片绝对的自由空间中，市民为什么要为“自由”抗争呢？在这样的空间中，唯一可能出现的只有疏离感，正所谓自由空间压制了，或者说消解了革命的身体，以及其内在的意志力，任何徒劳的仪式，如断头台的公开处刑，或群众节庆的发起，无非更加钝化了市民的身体感知和精神感知。
肉体与城市的关系，在此出现分道扬镳的趋势，当自由，而非“道德”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标准时，而身体不再拥有阻碍，个人生命开始涌现不可承受之轻。
五. 身体的特权：命运是否共同体？
现代医学在城市中的扩张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打破了生死的自然规律，或许也误导着人类抗拒必然的死亡。医生们总在寻找消除病痛、攻克难症、延长生命变成了医生的天职，“神”退后，舒适向前，身体由此产生了特权，而“石头”附庸于特权的场域之下，“以人为本”成为城市设计的最大公约数。
个人主义有了更合理的生理学基础，以及更严正的社会认知基础，但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市民孤独。无论是19世纪的伦敦，还是美国的大城市如纽约，肉体生存似乎不需要参照他人，身体需要被保护，从医学知识出发，空间设计天经地义地应该有利于身体健康、运动和呼吸。现代城市的交通设计不仅有“动脉与静脉”的仿生学意义，它也塑造了肉身移动的便利性和孤立性，我们不需要集群，如果想要逃离或避世，人类拥有可以自由选择的工具、空间和速度。家具的变迁、旅行的方式、密封的安全空间，给肉体提供了上乘的舒适感，速度地理学成就了肉体的舒适，同时也营造出彼此孤立的生态氛围。
身体的分化也造成心灵的分化，城市是否人类的“共同家园”，我们的命运是否还是共同体？移动的便利、公共卫生和私人舒适本质上抑制着肉身的感受力，个体自足自洽造就的原子化社交关系，科技发展带来的高度虚拟化成为一种新的“石头”，在其中，我们没了疼痛，我们不需要疼痛。
从这个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褫夺了身体舒适的特权，也从某种程度唤起“疼痛”。它是对人类自信心和城市坚不可摧这种假想的暴击，无论是草木皆惊的恐惧，还是歇斯底里的隔离，此时此刻，一座座城市拥有了共同的频率，人类也拥有了共同的命运。
瘟疫，这从未消失过的人类伴生，以令人堪忧的方式快速传播，我们既委屈又无奈，就仿佛它的阴影横空出世，前所未有。我们失去了判断和乐观，原来肉体如此脆弱，我们必须打造一种坚固的城市体系，并达成彼此隔离才是安全的认知，以此方式团结在一起，共克时艰，共享“但愿能早日到来”的疫苗。与此同时，赛博世界加速发展，思维就能变成生产力，连线就能维持城市运转，普通大众的你我他，我们的肉身，是否真正需要彼此？
最后，用车前子的诗歌《想握手就握手，想拥抱就拥抱》结尾，借他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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