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7 | 读城记2020
当代城市规划的困境
43岁，工程师/科技工作者
不知从后世回望2020，会怎样书写和评判这个年份？大事上讲，有疫情、洪水、中美关系的扑朔迷离和渐渐冷冻，小事上，也有电影院居然半年不开门，天坛公园也不让去随便遛弯了...变化太多了，人也就麻木了。然而无论如何，打开过大门，就不会喜欢isolation，看见过彩虹，就不会再留恋黑白。说实话，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很多美好的理论和事物，相互之间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借鉴、融合，还是蛮遗憾的。说个题外话，这个周末抓紧时间跟儿子一起看了《汉密尔顿》，非常带感的一部音乐剧。我们还在聊，不知什么时候能看到国内用嘻哈拍一部建国大业呢，看在欧豪演了一个稍微另类热血一点的叶挺都有人骂的份儿上，大概率讲还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当然，相对汉密尔顿已是老美建国200多年以后的事儿了，这已经让人很阿Q地乐观起来了。
说回这个月的主题书《中国都市史》，这本书不同以往的行政角度，聚焦在经济活动和民众文化，梳理了中国都市的历史体系。作者选择的这几个城市案例，汉口、宁波、上海、佛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中心，更有利于作者从市场体系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呈现出一部区别于“行政都市史”的“经济和社会都市史”。然而，若想谈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及发展历程，行政的力量是绕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也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控制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
有关理论
有关城市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事实是：城市是空间、时间等多要素的组织，是由无数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也表现出无穷的多样化。那么，大城市的多样化是自然天成的，还是事先规划的；这些多样性是如同“瞎子摸象”似的简单拼接，还是能够综合不同的用途；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有迹可循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现代城市设计的发源地，总结其理论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段：
1920年以前的第一代城市设计——物质形态决定论，这一时期的城市设计思想促使设计者从推崇壮丽的构图转而重视人性尺度的设计，例如吉伯德系统地梳理了英国新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城市设计的形式、美学等原则，并探讨了城市商业区、居住区和工业区等不同功能区的设计方法。
1920年至1970年的第二代城市设计——物质形态与经济技术并重，这个时期的城市设计师普遍开始从社会、经济等方面多元地理解城市，注重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柯布西耶是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他注重科技进步的力量，强调秩序的重要性，推崇简结的几何形式，以理性与效率为追求。凯文·林奇是城市设计领域的大师，他在其论著《城市意象》第一次将环境心理学运用于城市设计之中，并总结了城市景观的五大要素：路径、边缘、节点、区域和地标。
1970年至今的第三代城市设计——绿色城市设计和整体城市设计，1970年以后的城市设计发展走向生态化与可持续化，设计师广泛地运用各类新技术，尤其是生态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
但无论理论和实践怎样发展，都离不开城市的3个主体：
1）政府：因为政府主导了很多问题；
2）市场：市场是城市开发的资本；
3）市民、社会。
有关实践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在百年时间里从西方理论的导入逐步走向自立，城市规划也在这个过程中，从简单走向多样，从计划走向市场，从物质形态规划走向社会经济规划。
建国之后，国家以5年为期做一次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大计划，这个5年计划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年是“十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它制定的是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要发展成什么目标，做什么事情，大的布局是什么，空间战略是什么，需要投入多少资本做这个事情。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空间资源、人的资源，这种资源如何获得？是通过城市和城市规划来获取空间资料和人力资源，所以这时候，城市规划变成了一种从属，它不是在讨论城市应当如何合理发展，而是国家在发展中要求城市必须做什么事情。比如，为了发展工业，需要拿出多少土地盖工厂，为了这些工厂需要盖多少住宅区让工人住下来，这里面有多少是职工宿舍，多少是公寓，为了住宅配多少花园、公园、医院、校舍，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个记忆体现在有无数个城市除了有相同的“中山路”、“新华路”，还有相同的“棉纺路”、“化工路”，东北三省不知有多少个铁东区铁西区。虽然这些年辽宁总是与衰落、发展滞后联系在一起，但作为新中国工业的长子，辽宁不少城市就是因为一个大工业项目而出现的，从卫星图上看，许多工业企业的巨型厂区与城市的比例相当震撼。
在这个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城市规划里，我们的城市是服务于工业生产的容器，为了达成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去配置资源、人口、空间。五六十年代有各种各样的大院，当时北京最大的工业大院有两个，首钢和燕化，现在这两个大院已经没了，首钢原址已经变成博物馆和工业旧址公园，和北京东南郊的焦化厂遗址公园，以及东北边的国营798电子工业老厂区一起，留在了北京人的记忆里。剩下北京最大的大院就是清华大学，三点多平方公里。清华的大院特别丰富，校医院可以接生，上学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然后当教授，一直到死都可以不离开清华，要商场有商场，要食堂有食堂，除了火葬场，其他都可以做到。
随着市场经济真正在中国的出现，到了80年代，快速城镇化开始出现，城市的空间拓展速度明显加快，这个时代，也给我们带来了真正对于城市的需求。除了空间资源，社会、文化、经济、产业资源，开始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去。这个时候的最大矛盾就变成了经济快速增长与城市规划的被动应对之间的不适宜。
有关困境
政府、市场（资本）和市民，这3大主体的每一方都有可能出现不适宜，哪一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对城市的持续发展带来问题、从而造成伤害。
政府：过去计划体制之下，通过权力、资源分配的方式而开展的城市规划已经不能在市场调节下继续使用了。然而在市场推动下，城市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到现在还在提的一系列管控、管制的方式是否在未来的城市当中还能介入，那可真的就是见仁见智了。好点儿的，也可能像苏北苏南的新农村建设，一个不小心，闹出西安黑底白字招牌的笑话也是有可能的。
市场（资本）：缺乏管控、野蛮发展的市场化，不仅能带来2019年十大最丑陋建筑（排名第一重庆朝天门来福士广场，排名第二贵州天下第一土司楼），更可恶的例子是在这次洪灾中再次暴露出来的房屋质量问题和排水不当引起的严重城市内涝问题。这些案例中都能看到城市规划市场化后的倾向，规划本身被当成了完全为市场服务、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
市民：举一个城中村改造或是为改善城市功能而需要拆迁的例子吧，负责城中村改造的负责人一定会说，这个改造或拆迁对村民来说一方面意味着财富的升级，另一方面更意味着传统村民从组织管理到生存方式、再到思想观念的全面升级，这是多么何乐而不为的好事啊（新农村建设也可参考）。可以说，这是绝大多数城市规划需要达成的意愿，但也恰恰正是病症所在。城市规划者是否有权力去决策、干扰他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个问题。城中村改造完成了，大多数人失去了工作，少部分人甚至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我们推进城市化，为的是实现城市化的地，还是城市化的人，有多少人愿意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又有多少人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桃花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需要反思太多，我们的城市化到底是为谁。
理想美好的城市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在贫穷社会，人们关心基本生存问题，如健康、居住和扫盲，在富裕社会，人们更加关心人身之外的相关问题，如环境、人权、文化、高等教育以及厕所按性征到底分成几类.....
近年来，各种新名词不断涌入，生态、宜居、循环、可再生、可持续、低碳，有学者提出建设我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的新理念，认为新的本土化城市 = 生态循环+循环社会+城市记忆+时代性空间+民族性文化符号+人居亲情+传统建筑文化符号+空间人性+自然回归，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理想城市理念应当包含“繁荣、和谐、永续”等几方面，理念的泛化正在演变为一件玩弄词藻、宣扬口号的运动。
在当代，城市的设计者和规划师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正确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剩下的只有口号，或者也叫目标。提这些口号（目标）总是容易的：我们要发展高密度城市形态，我们要强调土地混合利用功能的多样性，我们要提倡绿色出行利用清洁能源减少污染排放，我们要传承历史文化......诸如此类。而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目标转化为设计师和建设者的语言，这个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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