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 | 读城记2020
喝多了，我的北京便烂熟于心了
51岁，产业智库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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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好像是1993年的“五一”前后。那时候，我在《武汉法制报》工作，这份工作的性质很特别，在当年算是创新了。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这机构是报社的一个事业部，公章的全称为“武汉法制报图书编辑部”，部主任饶庆年当年是全国著名诗人，也在湖北省作家协会有任职。我们图书编辑部与《人民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个创作笔会，会务组由我们这边承担。绕主任就安排我与柯美来（饶庆年主任的大学同学）老师具体负责。记不得从武汉到北京是飞来的，还是坐的火车？只记得报到后住的地方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创作笔会是3天，学员一般都住两个晚上，我们会务组要多住两个晚上，前期为准备，后期是处理笔会后的一些具体工作。
记得到住处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放下行李直奔中国文联，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去认门了。那时候，我对《人民文学》的崇拜感比对北京的崇拜感更强。作为一个纯文学爱好者，如果能在那上面发篇文章，那种想象中的荣誉感真能燃烧了自己。不记得是怎么去的，在那里都见到了谁？只记得好奇地跟在饶主任身后，看着他与一个个门里的熟人打招呼、握手，最后在告别的时候，自然是把他们的《人民文学》还有他们的内部报道等装了一大包的。所以，要我说第一次到北京，最先的印象，就都在这里了。但因为时间太长，需要再去那里会会老人，估计才能想起更多。
这次笔会全国有好几百人来参加。其中有半天的安排是逛天安门，由我带队。那时候，我对北京也完全是陌生的，饶主任就递给我了几份《北京旅游地图》，让我把人员分为成几组，每组发一份，要求的大家同去同回，别把人拉下了。那时候，因为都没有手机，掉了人在大街上，找起来就比较麻烦。好在我们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白色T恤，前胸后背都印着红色的《人民文学》笔会字样，又带着统一的红色帽子，上面也有“人民文学”四个大字，就很显眼，也就不难找了。几辆大巴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并告诉我们回去的步行路线后，就开走了。
那天天安门游人不多，我们的队伍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在车上已经分了组，各组由自己的小组长负责带队，游完后，各自回酒店。我带的队伍断后，如果有哪个小组学员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了，就在下车的地方等着我去找他。就这样，我到北京的第一次带队近距离观摩天安门的行程就开始了。
记得那天是个阴天，风沙很大，我们穿着一件T恤还是有点冷。好在大家都为赶时间，转得就很快，两个小时不到，就把天安门周边都看了个遍。总体感觉，就是广场很大，很空旷。照片倒是照了不少，大家的头发都被风吹得飘在头上，满脸的沙子，好像是去了次黄土高坡一样的。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走的是府右街。在一个紧闭的大门口，我好奇地停下来踮起身子从一扇门上的一个四方形小孔向里面看，突然在院子里面的一个枪口直接就对着我而来了，还没有等到我回过神来，这扇大门的一个小门就打开了，出来两个严肃的卫兵，呵斥着问我“看什么看？”并要带我回他们院子说个清楚的样子。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脑子木木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是柯美来老师是见过大世面的，从队末跑过来给年轻的士兵解释，说“这是我们的带队老师，我们刚从广场回来，路过这里，他可能是好奇吧，也是第一次来北京，没有恶意。这是我们住的酒店（还拿出房卡给对方看了），有事可以找到的，就别把他带进去说了，他还得带我们回去呢。”说着，还把一本登有我作品的杂志翻到有我名字的那页递了过去。两个年轻的战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把口气缓和了下来，说了句“你们走吧，这条街上，这样的门口前少逗留。”柯老师就给人家鞠了个躬，催着我们赶紧走，等我们快步走到府右街北口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没有尿裤子。后来来北京工作的多年中，每每经过那个门口，我都多了些留意，但那里总有站岗的在，我再也不会有犯当年那种错误的机会了。
1996年，我上班的陕西政协《各界》杂志要发展“北上津”市场了，要我驻站。就这样，我每月得分别在这三个城市呆一周时间。我的任务很复杂也很简单。简单说，就是在这三个地方发行我们的杂志。复杂的是，我们要把新出版的刊物送到各个报刊亭，到第二个月得用新刊换旧刊，卖掉的，按照定价的70%收刊物销售款。关键是我们这样做，与北京市邮政局的政策有冲突。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们得把刊物一次性交给他们，由他们负责分发给每个报刊亭。他们按照销售额的60%给我们结算，并且要求我们给每个报刊亭付一定金额的占位费，由他们统一收取。我们算了一下账，要是按照他们的“霸王条款”，我们杂志即使能销售50%，也是一分钱都拿不回去，每年还要倒贴给每个报刊亭几千块的，就没法答应。所以，就创新地在地方邮政局够买了邮电自行车和邮包，统一托运到了北京、上海和天津。就这样，每月在北京的一周时间里，我就要跑北京大大小小的报刊亭1000多个。这时候，北京市的路线路，就为我导航了。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完全是盲目的跑，但一条路上下来，有多少报刊亭，具体在哪个路口，我不仅仅是地图上要标注，而且在笔记本上要记录，当然，厚厚的一本与报刊亭店主打交道的收（退）刊册子上也要记录的。因为有不少报刊亭都是邮局内部员工或者有关系的人员承包后请人坐台的，这样的亭子店主当场确定不了是否敢收这样的“黑刊”（没有经过邮政局统一派送），担心邮局查出来罚款，就只能把样刊留下，把名片留下，等他们商量。那时候，杂志社给我配有1000多块钱的BB机，只要是北京的呼叫，我总是第一时间就回的。三个月后，北京的所有路线，我都熟记于心了，但最熟悉的，还是有报刊亭的路口或者路段。等我把这些都跑熟了后，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机械运动的活了，就没有跑的兴趣了，弟弟就接了我的班，继续跑着这个活，我就开始了在北京谋求新的活法了，回西安工作的愿望就越来越淡了，终于等到1997年冬天，《半月谈》抛来了橄榄枝，1999年3月，我正式到《半月谈》工作了，负责《电脑报刊文摘》杂志的编辑、广告与发行，又开始了漫游北京的报刊亭的工作。等后来兼职到北沙滩1号院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期刊社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多少年前，就在这个院子门口的报刊亭送过《各界》杂志的。几年以后，竟然又发现，中国文联也搬在了他们隔壁，当这个发现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正在与当年邀请我过去办那本《青年科学向导》的刘泽林社长交流着《世界遗产》的合作办刊事。我的眼前就出现了朦朦胧胧的一个地图，那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的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和后来来北京圈定北京报刊亭的地方，这些点都变成了一个线，并由线形成面了，甚至变成了一个体，就是我的北京的“天体”。我们那天就撇开合作办刊的事情，聊起了一个人的“点”“线“面”和“体”的关系。那时候，《三体》和《北京折叠》正火，我就想，如果我写科幻，这些北京地图上的每个点，对应到天空的某个星，也许都能“折叠”出很多的故事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毕竟没有能实现这样的理想。
前段时间，我参加的另外一个名叫“悦读汇”的读书群，那天有书友分享的主题是“爱好与收藏”，我专门写了篇文章《藏车》以回应。因为收藏车，也是基于它带着我走过的路的。在北京，没有GPS前，我多年出门都是不用看地图的，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到北京工作前，就多次画过北京的地图了，北京的报刊亭一般都不会在太偏僻的地方放，我们开车出去的地方也不会比我当年骑着邮电自行车去的地方多。我收藏的这三辆车，他的前主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它带他们走过的路，那是他们的故事；它与我一起行过的路，就是我与北京的故事了。这些故事，总有一天，可以写成一本本有意思的故事集的。我经常想起我的老师贾平凹写了《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还是写不完我的老家商州，因为他对那里熟悉呀，而对北京，早年有加重自行车领路，后来有我收藏的三辆车带路，现在还有喝多了，可以不用管交警的共享单车骑行，我的北京，更是熟记于心了。
再过9年，当我从现在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如果有时间来编辑一本《新北京旅行指南》，也得好好学习当年《老北京旅行指南》那样的编辑风格，让它有故事性些，不仅仅是指路的，关键是指心的。
最近在看陈彦先生的《主角》，最大的启示是，我们都要做自己的“主角”，用“断舍离”的理论，把我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像地图一样做成标记，形成点与线的连接，线与面的构成，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体”。对于北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重点关注，就像每年暑假，外地来京的中小学生们，最想走的就是北大、清华等高校；年纪大些的，总要去看看毛主席一样，都有他们各自的诉求，好在北京太有这样的底蕴了，无论谁来，都能满足一些心愿的。只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心中的“北京旅行指南”变成一个魔方，能让不同的人群安装自己的爱好来拼，才能让这样的“指南”指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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