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权于2006年正式收复于最高法院；2014年《南方周末》还曾做过一次“收复八年”的专题回顾，但我在2013年的新年献词之后已经没再关注过这份报纸了；而我对死刑问题的关注，也随着聂树斌案的终于重审，仿佛诚恳追了多年的美剧终于走到完结篇——那之后，虽然偶有相关新闻出来会打望几眼，也只似可看可不看的番外篇吧：个案常新，结论如故。
其中有认真勾勾画画过的法条
死刑，是一个法律概念，背后牵涉荦荦大端却不止于法律问题。从逻辑上掰扯开说，首先是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死亡，如何看待仇恨（复仇），如何看待正义，如何看待自由，如何看待公权力；再往个案中降落，也取决于每个人更多地代入（可能被错判的）罪犯、（悲惨无辜的）受害方（包括受害人家属、亲友等），抑或用的是法律职业中控辩审的哪一方站位——一个为《肖申克的救赎》结尾男主角徜徉在蓝天碧海间欢享久违自由而感动的观众，也可能在各种杀妻案的罪犯终于被执行死刑的新闻中感叹“正义虽迟必到”。尽管这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可能是“变量”，但生命本身的有限性（无论最终下毒手的是谁——天灾、人祸抑或时间本身，人总之是有死掉的一天）与死亡的不可推翻性（毕竟耶稣复活的经历很难复制粘贴）则是确凿事实（常量）。窃以为，如此把死刑拆解并抽象成一组价值序列和逻辑结构之后，得出各自（此处“各自”二字应有着重号）相对稳定的结论是可能的——本质上，对死刑的观念与态度，是一种伦理问题的各自站位，即便在底线共识与文明认同的同一框架下，坐标位置怕也难求一致。譬如我，大概经历过一些不太艰难的理论梳理与价值博弈，就站在了废死一派（方向感是明确的，余下只是技术与节奏）。就我个人而言，支持废死最重要的逻辑与价值支点基本完全来自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说，真正有强大威慑作用的“极刑”不是死刑，而是（真正）长期的自由刑。所以长期的劳役犯比死囚得到的惩罚要严重酷烈得多。我几乎第一时间全盘接受了贝卡利亚的逻辑（此处亦可@斐多菲）。我确实相信，死亡对有些人而言，也许反而是一种“刑满释放”。而对于真正罪大恶极的人来说，他们不配享有死刑这种痛快慈悲。
内心确信是有的。然而，面对个案是艰难的，无论内心的价值选择与逻辑如何自洽。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可是经验是什么，是个案的累积、提炼、对比、分析，也是对生命本身的省察，是时间给予的后见之明，是自以为拿到了上帝视角的卡牌。
数日前，广西的幼儿园发生砍杀师生的事件，两名被砍幼儿随即不治，更有消息说杀人者可能有精神病史。新闻既出，身边有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朋友真诚且义愤填膺地问我：如何才能让这个人渣被千刀万剐呢？？？
我只好答：早没有凌迟了啊，很多地方连枪决都没有了，只有注射死刑。——我当然知道自己在“答非所问”。但我无法“如实”回答。关键是在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甚至羞怯于说出内心对死刑的真实观点——无论我的逻辑是出于残忍抑或慈悲。
千古艰难，岂惟一死。
广西的幼儿园发生砍杀师生的事件
P.S：
今天是5月12日。距离汶川地震已经整整13年过去了。据说猪坚强也已经弥留。我今天读的一段文字来自曾经共度2008年5月12日那一天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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