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吉主玄？原来黑衣服除了显瘦还有如此深的传统渊源 | 梅子酒·早茶夜读
这个月共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开卷莫名亲切——这是在读法吗？分明是在读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啊。书中章节《阶级》中提到了服饰颜色的问题：“颜色的分别是很重要的——包括公服、私服，这种限制虽因各代所尚的色不同，而规定不一，但以颜色来指示衣着者的身份，其意义则一。”瞿同祖先生的枚举从汉起始，让我不禁回忆起研究生阶段写的一篇课程小论文，正好是藉由《论语·乡党》中“羔裘玄冠不以吊”这一条梳理了自夏商周起到先秦为止，黑色作为服色象征的内涵流变过程。温故之余觉得挺有意思，故索性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搬给大家吧——《论语·乡党》中第六则详尽地表述了孔子对服饰礼仪的思考和追求。其中有一条“羔裘玄冠不以吊”，众多版本都释其为，“羔裘玄冠”都是黑色的，古代都用作吉服，是谓“是吉主玄”也。而丧事是凶事，因此不能穿戴着吉服去吊丧。但如今，黑白二色皆可用作喜事丧事，更可做常服，是永不褪色的时尚。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内涵演变？刘宝楠《论语正义》中考释“羔裘”曰：“经传凡言羔裘，皆为黑裘。……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另考释“玄冠”曰：“玄冠，是黑色。……玄冠委貌，诸侯视朝之服。案冠称玄者，谓冠梁与武，皆用黑缯为之也。”其中，“委貌”即“玄冠”：“委貌冠，长七寸，高四寸，形如覆杯，上小下大，用黑色丝绢缝制，所以也叫玄冠，为公卿诸侯参加大射礼所戴。”在“羔裘玄冠不以吊”一条中，刘宝楠更详细地考证了“羔裘玄冠”同丧礼的关系，他查考了礼记和各代经注家的说法，指出吊服根据丧礼各个阶段的不同而异，有分“始死”、“小殓”、“大殓”、“成服”四个阶段的，也有认为“大小殓同服”的。他考得：“凡吊丧之礼，主人未变之前，吊者吉服而吊。吉服，谓羔裘、玄冠、缁衣、素裳。……不知羔裘玄冠，乃始死之吊服，不得在小敛之后。礼记檀弓云，夫子曰，始死，则易去朝服，着深衣，故云易之。”此外，刘宝楠还插叙了《孔子家语》所载逸事，曰，季桓子死，鲁大夫朝服而吊，子游问孔子是否符合礼节。孔子先是不答，几日后子游再问，方说：“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刘宝楠评述：“家语此文与檀弓正可互证。盖当时大夫亦用朝服为吊服。……主人于亲始死，易朝服为深衣，吊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当时吊者亦用朝服。所谓视主人为节也。夫子不答子游之问，正以旧礼本是如此。不能遽责吊者以无礼也。”最后，刘宝楠对孔子“以羔裘玄冠不以吊”观点的产生作出考释：“始死吊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以羔裘玄冠不以吊，为小敛后吊服。则小敛之前，羔裘玄冠以往者，将不自谓之吊乎。且小殓后，亦岂有用朝服以吊者。此实于理未达矣。……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礼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玄冠不以吊者，不以吉服临人凶，示吉助哀也，是吉凶当异服也，故不相吊也。”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羔裘玄冠不以吊”并不完全是周礼之制的沿袭，甚至在当时及以前，“羔裘玄冠”还可作为丧礼某一特定阶段的礼服。只不过，孔子从“爱人”、“正礼”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认为不应“以吉服临人凶”。那么，既然在孔子时代以前，“羔裘玄冠”是某一特定时段的丧服选择，后来又以“是吉主玄”的理由被排除在丧礼之外，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除了孔子从仁义礼教角度所进行的阐释，又是否还另有一些更深层次，甚至源于文化无意识的原因呢？根据之前的考释，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古代，“羔裘玄冠”的黑色的确是吉色的代表，象征着庄重高贵，肃穆敬畏，用作吉服。但是，在考据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例外。根据《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冬十二月初九日，“晋文公卒”。次日，即将出殡之时，文公的棺椁中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柩有声如牛”。晋国的卜筮官郭偃占卜后测知：晋文公显灵，命晋军作好准备，即将有西进之师——秦军越境而过，如果进击，必获全胜，“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不听从蹇叔劝告的秦穆公，果于此时派军越境偷袭郑国，因路遇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的一番巧妙应对，秦军偷袭郑国不成，于是，“灭滑而还”。晋国的先轸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力主讨伐秦军。一番与栾枝的辩论后，晋文公之子晋襄公决定采纳先轸的合理建议，于崤山间设伏，痛击秦军，以泄“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实则无礼之愤。当下出征时，正在服丧期间的晋襄公为避着白色丧服行军不吉利之讳，遂用墨将其染黑，“子墨衰绖”。晋军的此次设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大败秦军外还俘获了率军出战的三名秦军高级将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大获全胜的晋军班师后，“遂墨以葬文公”。自此以后，黑色也便成了晋国丧服的标准色，“晋於是始墨”。这是目前文献所载的，黑色用作丧服之色的最早例子。事发当时距孔子出生还早五十多年，由此可见《论语》成书时，至少晋国还是沿用黑色丧服的。那么，仅仅是为了避讳，为什么当时晋襄公选择将白色丧服染成黑色，而不是别的颜色呢？总体而言，从原始蒙昧期到夏商周乃至先秦时代，中华民族有着从一到二，从二到四，从四到五的历史性色彩图腾崇拜式的演进。根据张志春《中国服饰文化》中的论述，中华民族认同下的色彩象征地位流变顺序大致为：红色崇拜一色独尊（原始）——尚黑尚白二元对立（夏商）——青赤黑白褒贬分明（西周）——四色并坐黄色突出（春秋战国）。在此，为了寻找出黑色在这个流变过程中内涵的转变，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由黑白二元对立到青赤黑白黄五色观念形成的演变过程。众多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证实，夏代以黑色为尊，黑色象征着黑夜，沃土，日落而息，一切神圣与庄严的存在。《礼记·檀弓》明确指出：“夏后氏尚黑。”夏朝先民对黑色的崇拜，可以理解成人类由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过程中，在刀耕火种条件下，对烧荒造成的黑灰堆的集体认同，黑灰即肥料，越厚，越黑，面积越大，就意味着土地越肥沃，收获越有保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色也意味着粮食的丰收与生活的保障。从另一方面解释，夏朝处于由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度时期，开始出现原始的奴隶制度，社会的最小单位也由群居的部落变为以夫妻为轴心的个体家庭，家庭从而成为夏文化的一大重要特征，日落，黑夜，象征着终日劳作的先民可以休息，与家人团聚。张志春进一步推论：“祖先崇拜也因家庭的出现而确立。生者占有了光明的天地，那么逝者只有飘逸于黑暗的王国，生者不只是亲自将逝者葬于黑暗的地下，而且只有在黑夜的梦中才可与逝者交游，黑色在这里无疑就有了神圣与威严的色彩了。”在夏代，黑色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图腾崇拜式地位，这是在后代无能超越的。到了商代，黑色的独尊地位被全面推翻。商代唯白色是尚的观念，是建立在与夏朝处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倘若说夏朝是黑夜崇拜，那么商代就是白日崇拜。《诗经·商颂》有云：“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黑鸟，商的图腾，其实就是指太阳里的三足乌，后代渐渐整其为虚拟的祥瑞之鸟凤凰。先秦文物壁画中有不少日中含鸟图，说明了鸟在传统中与日合而为一。且商属东夷，以太昊部落为最老，田昌五在《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中指出：“昊，天也，表示太阳经天而行的意思。……夷人奉太昊为祖，就是说他们自认为是太阳的子孙，或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产生出来的。”至此，我们可以将商代起源神话理解为夏代黑色图腾的至尊地位向商代白色图腾的移交。商代的精神图腾黑鸟降于白日，意喻白乃黑之母，这就完成了一次根本的地位转化，从此，黑不再是至尊，黑与白既对立，又并存。从社会生产角度寻由的话，商代的农耕文明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桑植丝织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出土的商代文物中，多次发现玉蚕、丝织品残片和青铜器上的蚕纹、各种玉人像的服装都显示出当时人们大量穿着丝织品。甲骨文中不仅有桑蚕丝绸等字，而且有不少与蚕织有关的字。当时的祭祀典礼中还有专门祭奠蚕神的。蚕是白色的，蚕茧蚕丝是白色的，织就的丝绸是白色的，而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也是白色的。由此不难感受到，白色对于商民是何等神圣，崇高，甚于母亲般的存在。“夏商不仅是先后朝代，而且也是东西并列同时发展起来的朝代。夏在西，商在东；夏以龙为图腾，商以凤为崇拜。西方为日落处，尚黑自有神秘与厚重；东方为日出处，尚白当是明亮与开阔；龙图腾者，因龙多潜藏，隐身云里、雾里、水里，故爱其黑的深邃；凤崇拜者，以其展翅翱翔亮丽无比，故崇尚白的圣洁。将二色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他们是互相冲突互相包容的，恰似太极图中黑白鱼形的变化。”（张志春《中国服饰文化》）不论是夏朝的尊黑，还是周朝的尚白，黑白二色在两朝先民心目中，都是神圣、庄严、美好的象征，蕴含着来自大地的丰饶与来自太阳的光明，充满着对生的希望与对光的崇拜，几乎没有人会将黑白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到了西周，黑白二元对立思维被青赤黑白四方模式取代，从前用以计时的“春秋”二季，被周人细分，加入了夏冬的概念，并与空间上的东南西北模式相叠，构成了时空交错，褒贬分明的四方崇拜神话内涵：由此可见，在新的四方模式下，白黑二色分别与秋冬、日落日隐相对应，如果说青赤所代表的春夏象征着生命的萌生、滋长，是四季中太阳光照时间最长的时候，欣欣向荣，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命力的歌颂与崇拜，那么白黑所代表的秋冬则预示着生命的衰竭、消逝，是四季中太阳光照时间最短的时候，肃杀悲凉，隐含着人们对生命日渐消弱的恐惧与不安。至此，白色，殷商所崇拜的圣洁之色，一下跌落为中华服饰数千年不曾改易的丧葬服色，如《礼记·曲礼上》所载：“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是履，素蔑……素服，以送终也。”而黑色，夏朝的至尊图腾，则因为作为北方的象征，背负着失败、黑暗、死亡与低下的寓意，同样成为了被贬损的对象，“早在西周，奴隶即被称为黎民，'黎’与'鬲’通，意为黑色。自春秋甚至延续到唐宋，不少地方仍有以黑色为丧服之色的传统。”（张志春《中国服饰文化》）由此不难理解，本文第二部分引述的《左传》里，晋襄公为什么将白色丧服染为黑色，而不是别的颜色了。且不究在当时是否有他国先例，也不论晋襄公是否出于其他客观条件的原因（如行军条件下染色的难易程度等），单就自西周起四方模式下对色彩寓意的集体认同而言，这样做已是不足为奇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路思想混杂，是孔子眼中“礼崩乐坏”的时代。各诸侯国对周天子权威的挑战与反叛，率先体现在对周朝拟定的褒贬服色的颠覆。周代以赤为尊，这在《礼记·檀弓》中有明确记载：“周人尚赤。”而在春秋时期，曾经饱受贬抑的黑白二色竟能与红色平起并坐，并赫然有居高临下之态，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所载：“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中校之军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荼。左军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军皆玄裳、玄舆、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
对于左中右的尊卑区别，各朝都有严格规定。其中，夏商周战国时，朝官尊左；燕饮、凶事、兵事尊右。这里将红色作为末位左军的服色，明显有在黑白红三色并行之余，高扬黑白暗抑赤红之意。而黑色，更是被作为三色之尊，列于最为尊贵的右军之上。当时类似这样反映色彩观念转变的文献记载还有很多，如《墨子》、《诗经》等中都有较大篇幅的记载，以体现对周代服色崇拜的反叛与改变，其中墨家更是尊夏禹行夏道，衣服全然用黑色布料。反叛的出现只有在一种新思维的支配下才有可能，从而预告了服色新模式即将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青赤黑白黄五色平起平坐的思维模式渐渐取代了褒贬分明的四方模式，这里的五行五色说甚至成为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由战国末年阴阳家邹衍所提出的“五德转移说”的基础和桥梁。《礼记·月令》中将一年分为五季，孟春，孟夏，季夏，孟秋，孟冬，分别对应青赤黄白黑五色，并详尽地说明了各季应着的服色：“孟春之月……衣青衣，服仓玉……孟夏之月……衣赤衣，服赤玉……季夏之月……衣黄衣，服黄玉……孟秋之月……衣白衣，服白玉……孟冬之月……衣黑衣，服玄玉……”由此，中国古代服色即以青赤黑白黄为正色，其余颜色皆为间色，褒正贬间成为主流共识，即便是主张恢复周礼的孔子亦无不宽厚地说：“黑当正黑，白当正白。”五行五色说的形成，将黑白二色在周时的负面色彩淡化了，虽然凶服颜色仍由白色承担，但它毕竟可以作为季服正常出现在民众的服饰中，与其他正色平起平坐。而黑色，也由属于北方的否定性色彩恢复为庄重之色。黄色为中原之色，其日益尊贵的地位彰显了步入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对于土地的崇拜。正所谓“天玄地黄”，至此，黑与黄被置于中国人文化无意识中最为尊贵的两个极端，天为玄色，即使黑色获得了代表天的可能。而此，亦可与传统中的“是吉主玄”思想互为参照、印证。一切存在皆有因果，历史潮流总是隐现着周而复始的轮回，这或许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根植的这片文化土壤始终保有好奇探索之心的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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