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教授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伦敦，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曾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现任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教授。著有长篇小说七部，其中三部题材涉及中国，包括《长安大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 1989）、《黑玫瑰》（The Rose Crossing 1994）、《红线》（The Red Thread，2000）。
本期《品味人物》，我们对谈周思教授，请他用澳洲人的视角给我们解读一下自己的中国情节和写作中国的愿景。
“中国通”参赞点述澳洲历史中的中国色彩
1987年到1990年，周思教授还在当参赞的时候，他就非常专注于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1989年，张艺谋携电影《红高粱》想去到澳大利亚宣传，周思作为文化参赞，直接促成了这一行程。他通过工作的关系认识了另一位著名导演陈凯歌，并同样组织了陈去到澳洲宣传他的电影。
此外，周思教授还组织了历史上第一场中澳板球大赛。“那个时候中国体育学院选拨了一些运动员组成中国板球队，训练了好几个月板球后和澳洲板球联赛冠军打了一场友谊赛，我组织的，我还是比赛裁判。” 那场比赛，为了防止一边倒的情况，冠军版球队自动一分为二加入中国队，形成了两支中澳联队对战的奇景，最后两队打平，握手言和。
周思教授在访谈中一再提及了早期华人在澳拼搏的辉煌历史。他们在19世纪进入澳大利亚，主要参与到了当时的淘金热当中。可是淘金热之后，中国人继续生活在澳洲，并且对于澳洲一些主要产业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比如说农业里的果蔬产业。“在澳洲的很多地方，早期进入的中国人是蔬菜和水果的主要供应者，比如说昆士兰州的香蕉产业是中国人建立的。”
早期中国移民对澳洲矿业的推动作用也是为人熟知的。“早期中国人对于澳洲矿业的贡献不止于挖黄金，也在其他矿产、贵重金属方面颇有建树，淘金热以后几十年里，许多中国人继续在澳洲矿业里耕耘，甚至围绕挖矿建立了一些交通线路。
基础设施方面，周思教授告诉我们，早期中国人大量参与了道路建设，牛车和马车运输，几乎一切和交通有关的事情，不管是运人还是运货，都与中国人密不可分。
中国人对澳洲的推动不但停留在早期，也涵盖现在。教授指出，中国人对于澳大利亚除矿业和食品以外的第三大产业---教育，也有很大的贡献。不但有数以十万记的中国留学生进入澳大利亚学习，而在一些高精尖领域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和澳洲的大学和合作项目，比如中药研究和教育。
尼古拉斯·周思之所以能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研究和写作兴趣，是因为他的家族和中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他的曾祖父是名传教士，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来到中国，在宁波一带传教，不仅会说汉语，也识汉字。
周思的《长安大街》中就有相当篇幅是根据曾祖父的日记和书信创作的。周思的祖父出生在中国，在江南水乡度过了他的童年，这些都对周思有深刻的影响。1983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求学旅行。1987年到1990年，周思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他爱好中国历史，喜欢中国文学。从鲁迅、沈从文、老舍、郁达夫等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到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他都有涉猎阅读。
作为中国通的后代，他习汉语，读汉学名著；身为一个澳洲人，他又见证了澳洲早期华人对于澳洲社会发展的助力；身为一个文化人，他一直想要著写一本关乎中澳，也致敬中国历史、文学的小说。
穿越时空接受邀请，
为《浮生六记》系上中澳《红线》
周思教授告诉我们，他是在中国出生的，因此相较于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被称为ABC，他的祖父应该是个“CBA”（也就是中国出生的澳洲人）。1986-1987年，他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分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了英澳文学，社会学，神学等等。还有一些现在在中国外交部工作。”
周思教授坦言自己的确好为人师，做教师带来的满足感让他在离开中国以后还是继续在阿德莱德大学“继中澳两国往圣之绝学”。除教书育人以外，他说自己的另一大热情就是文学创作。
创作一部反映出中澳两国历史的小说是周思教授年少时的追求，因为他祖父在一百多年前降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使得他近水楼台，对于中国的历史有一个第一手的视角存在。
1935年，林语堂先生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在西方广为流传。周思先生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读了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 。“从那以后，一直和朋友们分享着这本书的激情。”他说，“有些时候你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字里行间读到的韵味，和写作方法也是有可能影响到英语写作的。”周思教授透露，《红线》的写作灵感来源于《浮生六记》六卷缺二留下的遗憾，自己想要给这本佳作一个结局。
“《浮生六记》里有一个爱情故事讲述的是一对夫妻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妻子去世后丈夫游遍中国怀念爱侣。两人曾彼此承诺：这辈子在一起不够，相约下辈子还要一起生活；而在《红线》里，他们分别转世成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澳洲女人，并相遇在21世纪的上海。他们相遇相识后意识到对方就是《浮生六记》故事里的彼此，前世的姻缘得以继续。”教授特别提到，本书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写的是穿越，对文化上的交融也有所着墨：男女主角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却被中国的一本名著牵上了红线。
“我告诉过你这本书（《浮生六记》）叫做‘六记’，因此有六卷，可是在出版时有最后两卷去遗失了，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结局。我把这一缺憾当作是来自作者的邀请，邀请我去给这本书写完一个结局。”
致敬中国名著，
存于周思笔下
字里行间的向往
想要购买《红线》的读者请注意了，此处有大量“剧透”。
（以下内容编辑自魏路曼 的《红线》与《浮生六记》的互文性解读一文）
周思教授著写的《红线》和《浮生六记》两部作品在人物设定上存在较大的共性。《浮生六记》中的芸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爱看山水，爱游园林，爱花草，爱书画。闲暇时，她和夫君吟咏诗歌，点评文章。
《红线》中的鲁丝（对应芸）也是个细心之人，喜欢观察事物的细微之处，然后心情也随之波动。比如在老翁家，鲁丝由于看到猫把鱼缸打碎了，鱼儿散落在地伤心又愤怒，即使那么小的东西也会引起她的神伤。
《浮生六记》中芸和夫君商量找人来画一幅手挽红线的月老像，以感谢月老今世的撮合，并且企盼来世的姻缘。周思教授巧妙地将这根红线延续到了21世纪，不仅延续了这对伉俪之间的深情，而且延续了女主人芸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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