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科没有提到美国的科布登和布莱特：杰克逊主义者、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和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领导下的民主党人。正如罗斯巴德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民主党人是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和杰斐逊传统的继承人。但19世纪的美国自由民主党人，除了在其运动的几个边边角角之外，绝不是被无神论、道德相对主义主义或者唯物主义所激励鼓舞的。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民主党吸引了大量的路德教徒和天主教移民——在该世纪后期——还吸引了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十九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者非但没有捣毁“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秩序”，反而在促进基督教、中产阶级以及浓厚维多利亚时代风气的社会秩序时，站在深刻的道德立场上。科布登和布莱特领导下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法国时，也没有发现埃文斯的理论有多大帮助。诚然，法国的自由主义巨擘，如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并非特别虔诚者。但同样真实的是，托克维尔和贡斯当，用雷科的话说，“依靠宗教信仰来援助自由事业。”对这些人来说，“宗教信仰似乎是受欢迎的——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他们显然没有发现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任何内在冲突，他们把基督教信仰作为对抗专制的堡垒。”但是，自由主义和宗教之间的这种“联盟”并不仅仅局限于将宗教作为一种可能用来抗衡国家的工具。天主教自由主义者这一派别——不要与今天的“自由派天主教徒”混淆——试图清楚地表明，奉行基督教与宣扬自由主义之间不存在冲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中，我们发现最有影响力的编辑和立法者查尔斯·德·蒙塔朗贝尔(Charles de montalembert）——被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Gustave de Molinari)称为“宗教自由的科布登”——他否认自由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当涉及到教义上的宗教争议时，蒙塔朗贝尔根本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明确拒绝其所称的“所有宗教都同样真实良善这一荒谬错误的教义”。 作为宗教自由运动的一部分，法国的天主教自由派——包括蒙塔朗贝尔在内的天主教自由主义者、多明我会修士亨利·拉科尔代尔（Henri Lacordaire）和天主教“受祝福者”弗雷德里克·奥扎纳姆（Frederic ozanam）试图将法国的自由主义与狂热的反教权主义区分开来。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一些自由主义者仍然持有这种反教权主义观点。将自由主义与法国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相混淆那么，为什么埃文斯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诟病还在流传呢?有些误解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所谓启蒙时期的理论家常被误称为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在18世纪，几乎所有激进地反对现状的人都被贴上了“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但这种反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可能表现为民主“公意”的乌托邦式概念，或者表现为对神职人员的抨击。但是，宣扬上述思想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自由主义者。这一点到了19世纪变得更加清晰，当时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开始促使人们高度关注积极支持政治自由和仅仅反对主流社会秩序之间的区别。古典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阿克顿勋爵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