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拜登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对于结束美国迄今延续时间最长的军事冲突，这似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毫无疑问，撤军的诚意依然存在问题，在“反恐”幌子下是否还会有残余军事存在，或者是否会与私人国防承包商达成某种协议，以维持“帝国坟墓”的秩序。
回顾以往，为了阻止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先前从阿富汗撤军的尝试，大媒体做出了种种相当有趣的举动。俄罗斯“悬赏计划”作为最关键的新闻报道，阻挠了特朗普从阿富汗撤军这一明智计划。在那起事件中，媒体开始传播有关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向塔利班武装分子支付报酬的消息：只要在阿富汗冲突中杀死美国人和盟军，这些武装分子就可以得到赏钱。不出所料，在2020年大选期间，大媒体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为荒谬的反俄浪潮增添了新的篇章。
可笑的是，一旦拜登安全入主白宫，美国情报界就开始反驳有关“悬赏计划”的指控，称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没有足够证据来证实该计划的存在。至于拜登撤军是否出于政治动机，还有待商榷。
除了阿富汗撤军的党派影响之外，我们不得不怀疑，上一届特朗普政府是否浪费了一个真正的机会，打破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一些观察人士天真地认为，特朗普政府扮演着国际秩序破坏者的作用，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低估了外交政策官僚机构中存在的制度惰性水平，还有媒体旨在煽动与“敌国”（统治阶级视为对手的任何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不断宣传。
华盛顿过去数十年推行的“国族建构计划”，遭到了不干涉主义者和限政主义者的质疑，而特朗普的当选确实给他们以希望，尽管这是一种诱人的幻觉。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就入侵伊拉克的失败发表了正确的言论。他甚至质疑了令人困惑尴尬的同盟安排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存续下去的可行性，美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该组织的成员。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是该同盟关系中承担大部分防务负担的主要国家。特朗普不断的抱怨，确实在各国对北约的贡献上产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为了遵守北约的要求，德国最终增加了国防开支。
虽然特朗普让北约成员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努力是扎实可靠的，但它仍然没有解决美国卷入这个几近于含混不清的同盟的根本问题：在30年前苏联解体后，这个同盟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我们不该忘记，即使是在1951年担任北约最高指挥官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也宣称，
在最初的设计中，北约是一个和苏联实现均势对抗的临时同盟，最终将被逐步淘汰。它不是一个决策者可以随意修补，以满足其传播美式普世民主“价值观”愿望的永久性安全事务安排。这位前总统几乎没有意识到，北约将继续存在到21世纪，并作为扩大“国安型国家”利益的工具。
国防也不能幸免于国内政策中存在的“棘轮效应”，即危机引发的政府活动增加，一旦官僚机构变得稳固，这种增加就很难逆转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断言，“没有什么比临时政府计划更持久的了”，这是现代“国安型国家”下活生生的现状。最初只是一个临时计划，后来成为公共政策不可替代的支柱。这就是政府增长的本质，无论哪个政府部门，似乎都以统一的方式运转。
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将国防事务与经济事务截然分开，因为这些活动的共同点，就是国家这个行动迟缓、步履沉重的庞然大物。国家控制着这两个领域，伴随着它所有的缺陷。例如，一般保守主义者通常抱怨的政府浪费也存在于国防部门。事实上，联邦政府的国防支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也无法避免浪费和腐败。
大多数国防开支的支持者忽视了任何严肃的政治经济分析的一条铁律——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两个概念。看得见的是那些花哨的军事玩意儿——马上进入我们脑海的是F-35战斗机，靡费金钱的无用之物。据估计，这种武器系统的全寿命成本为1.5万亿美元。撇开庞大成本不谈，这样一种武器系统肯定会成为很吸引人的空军招募广告。此外，它还给政客们提供另一个可吹嘘的计划，让他们证明花费巨额资金是保证美国“安全”的关键。
但在这整个开支狂欢中没有体现的，是在正常经济环境下本应创造的许多生产性商品和服务。在一个国防开支受限的世界里，纳税人的钱将继续留在公民手中，被节约储蓄起来以后，投资于生产性企业。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理解过度的国防开支是如何拖累经济发展的：
一个不那么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将提高整体生活水平，而过度的国防开支则以牺牲普通美国人为代价，使一小部分顶端的利益集团受益。结束目前无休止的“战争型国家”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把票投给正确的人”，说出口太容易了。目前的问题影响更深远，超出了任何占据政治职位者所处的特定时间段。从本质上说，这最终是意识形态的。
特朗普政府表面上反对永无休止的战争，可即使想要采取最基本的撤军，也遇到了麻烦。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政权目前存在的制度惰性。“深层国家”——一个不负责的官僚机构，已经演变成一个永久性的影子政府——崛起并非一时失常，而是当前由干涉主义意识形态支撑的“行政型国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
“战争型国家”和“福利型国家”共同成长了起来。美国国内政治所依据的许多相同的“社会工程”准则，最终也被运用于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中，干涉主义狂热分子坚定地致力于维持该政权的帝国主义计划不受影响。
虽然米塞斯不是和平主义者，但他明白西方的价值观，如言论自由、自由市场，是不可能靠枪杆子传播的。事实上，对米塞斯来说，持续不断的战争反而是专制的催化剂之一。相反，各国可以通过实行有限政府和鼓励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贸易，树立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榜样。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还说：
“击败侵略者，并不足以使和平持久；重要的是，抛弃产生战争的意识形态。”
对外交事务的适度削减，显然会大幅扭转上世纪被误导的对外冒险所带来的许多挥之不去的不良效应，使美国能够专注于目前似乎正在撕裂本国的内部事务。然而，要达到这一点，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彻底丧失信誉。
太多无辜者失去了生命，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被用于继续纵容那些外交政策“专家”堂吉诃德式的白日梦，但他们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会逃避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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