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流俗之见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人们还相信，这种影响是有代价的，代价将以通货膨胀来体现。例如，如果目标是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低的失业率，那么民众就应该准备为此付出通胀率升高的代价。请注意，流行定义中的通货膨胀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
有人相信，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用菲利普斯曲线来描绘。【菲利普斯（A.W. Phillips）描述了1861至1957年期间英国失业率与相应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历史关系。】
鉴于流行的见解，现在人们普遍接受了“工资增长走势和商品和服务价格增长相关联”的观点，用来描述物价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相反走势。
据说，失业率越低，物价年增长率越高；反之，失业率越高，物价增长率越低。
20世纪70年代的事件，给大多数经济学家带来了震撼。他们建立在所谓“此消彼长”基础上的理论，突然变得毫无用处了。在1974-1975年期间，出现了一种情况，即物价增长走势愈加强劲，但同时经济活动速率却在下降。这一意外事件被称为“滞胀”。1975年3月，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近13%，而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跃升到12%左右。
同样，在1979年，经济活动大幅减少，而CPI增长率急剧上升。到了当年12月，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零，CPI年增长率超过了13%。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再一次令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到惊讶。他们认为经济增速的下降，应该伴随着通胀率的下降才对，而不是上升。
此外，据我们目前的观察，“滞胀”过程可能会出现。今年5月份CPI年增长率为4.9%，而去年同期（2020年5月份）这一数据为0.2%，失业率从今年5月份的5.8%，攀升到了6月份的5.9%。
人们通常以为，通过统计和数学方法，可以将历史数据组织成有用的“信息体”，这些信息又可以进一步作为评估经济状况的基础。人们还以为，从数据评估中获得的知识，很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事实真相的真正本质，是不可能确定的。
据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既然不可能确定“事物到底是如何运转的”，那么一个理论立足于什么假定之上，其实并不重要。按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关键在于理论能够产生准确的预测。
对此，弗里德曼写道，
实证科学的最终目标在于，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设，它们可以对尚未观察到的各种现象，提出合理的和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的）预测（…）对于某一理论的种种假设，我们要问的相关问题，不在于它们从描述上是否真实, 因为它们从来就非真实，而在于这些假设，对我们当前的目标而言，作为近似物是否够好。且只能通过观察理论是否可行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理论能否产生足够准确的预测。
例如，经济学家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由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一个模型，并通过统计方法进行了验证。然后，该模型被用于评估消费者支出的未来风向。
一个模型，如果不能产生准确的预测，要么被其他模型所替代，要么通过添加一些别的解释变量来修修补补。这里的关键在于，消费者支出和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确保这是一个好的预测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所需要的，就是在因变量和其他各种变量之间建立良好的匹配。
然而，根据一个理论是否有能力做出准确预测来加以接受或排斥，这样做是正确的吗？例如，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当条件不变时，对面包需求的增加，会提高面包的价格。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而不是暂时的。
面包价格明天或将来某个时候会上涨吗？这并不能通过供求理论来确定。那么，既然这个理论不能预测面包的未来价格，我们难道就应该认为它用处不大而不予理会吗？
沿着弗里德曼的思考方式，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是建立在各种信息相互关联程度的基础上的。然而，请注意，通过在个人消费支出和各种历史数据之间确立良好的相关性，一个人并不能真正解释消费支出背后的驱动因素；他所能做的只是描述而不是解释。
同样，指出CPI与失业率呈相反走势，一个人也确定不了商品和服务价格走势变化背后的原因。一个人只能描述道，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失业率和物价走势呈负相关的关系。
现在，考虑某种情况，当股市延续着若干年的上升趋势。结果是，一位分析师得出结论说，遵从狗叫就有可能获取巨额利润。如果狗叫唤了三声，这就是买入的信号；如果狗只叫唤了一声，这就是卖出的信号。我们是否应该视这一框架为有效理论而接受，就因为它能做出准确的预测？
只要这个框架不是建立在合理思考的基础之上——只要它经受不住逻辑的考验——一个人就有遭受严重财务损失的巨大风险。我们认为，与流行思维方式相反，选择一个模型的标准，不在于它过去的效果有多好，而在于它在理论上是否合理。
理论必须先于数据
要理解这些历史数据，我们必须先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的，而不是源于像这样的历史数据。这样一种理论的核心是，理论必须源于某种不能被反驳的真实命题。例如，一种建立在人有意识、有目的行动之基础上的理论，就符合这一要求。
人处于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动之中，这一命题是不能被反驳的，因为任何试图这么做的人，都是有意识的、也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他自相矛盾了。他有意识地设定了一个目标来反驳人的行动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
这种方法的创始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将其称为人的行动学。利用人类有意识、有目的行动这一知识，米塞斯能够推导出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米塞斯从而得出结论说，与我们不知道真正原因的自然科学相反，在经济学中，人类有意识和有目的行动这一知识，让我们得以确定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原因来自于人本身。根据米塞斯所说，
这位物理学家不知道电是什么。他只知道一种被称为电的现象。但经济学家知道是什么推动了市场进程。正由于这种知识，他才能将市场现象与其他现象区分开来，并描述市场过程。
关于这一点，罗斯巴德表示：
理解人类的行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米塞斯喜欢在课堂上用如下例子展示它们之间的区别何在, 那就是观察大中央车站高峰时段的人类行动。他指出“客观”或“忠于科学”的行为主义者会观察经验事件：例如，人们在一天当中某些可预测的时间里漫无目的地来回奔波。这就是他所知晓的一切。但真正的人类行为研究者，从“一切人的行为都有目的”这一事实出发，就能体会到，早上人们赶火车，目的是离开家去上班，晚上刚好相反，等等。对于人类行为，哪一种方法会取得更深入的发现和了解呢？哪一位学者将成为真正的“优秀科学家”呢？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经济活动与通货膨胀
与流行见解相反，强劲的经济活动本身并不会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普遍上涨和经济过热。再次注意，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经济活动的增加或失业率的下降与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走势有关。
无论失业率如何，只要支出的每一次增长，都得到生产的支持，就不会出现经济过热。一旦支出增长，但缺少生产的支持——例如，当货币存量增加时，经济过热就会出现。
货币一旦增加，就会产生不劳而获的交换，或者在缺少先行生产的情况下，人们就进行消费，从而导致财富的侵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存量的增加，伴随着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
请注意，价格是人们花在他们所购买商品上的货币的另一个名称。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存量增加，而商品数量维持不变，那么更多钱就会花在给定数量的商品上，也就是说，在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物价就会上涨。
相反，如果货币存量维持不变，就不可能在所有商品和服务上花更多的钱；当条件不变时，物价就不可能普遍上涨。按照同样逻辑，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体中，商品数量增加，货币存量不变，那么物价就会下降。
我们认为，由于近来货币供应量增长势头大幅提升，5月份CPI年增长率为4.9%，在可预见的未来，CPI年增长率可能会显著升高。请注意，我们的货币度量指标AMS的年增长率从2020年2月的6.5%上升到了2021年2月的79%。
摘要和结论
一些评论家认为，通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可以用菲利普斯曲线来描绘。据说，失业率越低，通胀率越高；相反，失业率越高，通胀率就越低。
请注意，价格是人们花在他们所购买商品上的货币的另一个名称。如果一个经济体货币存量增加，而商品数量维持不变，那么在给定商品数量上就会花更多的钱，也就是说，在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物价就会上涨。
我们认为，鉴于近期货币供应量增长势头的大幅提升，5月份CPI年增长率为4.9%，在可预见的未来，CPI年增长率可能会显著升高。
我们的货币度量指标AMS的年增长率从2020年2月的6.5%上升到了2021年2月的79%。
我们认为，那些坚持遵循菲利普斯曲线以确定未来商品价格走势的分析家们，面临着自欺欺人的严重危险。
请注意，对于一些评论家来说，重要的是做出准确预测，而不管推理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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