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乔治·艾提
>>George B. N. Ayittey <<
非洲仍然是一个谜一样的悖论: 一个矿产资源丰富但极度贫穷的大陆。但这种矛盾只是表面: 非洲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她不自由。
在5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十国经济堪称成功：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加纳、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求斯、乌干达和南非。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非洲是经济上最不自由的大陆。在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11年经济自由指数的排行中，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被列为“自由”，毛里求斯被列为“大体上自由”，博茨瓦纳、佛得角群岛、南非、卢旺达、马达加斯加、乌干达和布基纳法索被列为“中度自由”。(一些被贴上经济成功故事标签的国家，却有着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安哥拉、布基纳法索、马达加斯加、卢旺达和乌干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现代非洲相比，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传统非洲的特点是经济非常自由。在那里，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位是大家庭、宗族或氏族。生产资料属于宗族所有——宗族是一种独立于部落政府的私人实体——因此属于私人所有，尽管个人所有权是十分普遍的。例如，土地由宗族控制，这带来了集体所有的认识误区，而狩猎工具、长矛和捕鱼独木舟则是个人所有的。尽管如此，大家庭作为一个企业单位，组织家庭劳动，决定在家庭土地上种植什么作物。存在着性别分工：在传统非洲，种植粮食作物一直是女性职业，这解释了为什么非洲今天超过70%的农业生产者是女性。从农场收获的农产品用于养家糊口；剩余的都在乡村自由市场上出售。
无处不在的市场
在殖民前的非洲，市场无处不在，可区分为两种类型：定期(每周)农村市场和大型区域市场。其中一些区域性市场发展成了大型城镇，如廷巴克图、卡诺、萨拉加、索法拉和蒙巴萨。它们是长途贸易的交换点。例如，廷巴克图和卡诺服务于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长途商队贸易和来自沿海地区的长途贸易。在非洲大陆上，自由贸易商路纵横交错。货物和人员沿着商路自由移动。男性主导着长途贸易，而女性主导着农村市场，主要涉及农产品贸易。
非洲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由酋长或部落政府控制或固定的。它们总是由顺应供求规律的讨价还价来决定的。例如，玉米短缺时，价格会上涨，而鱼价通常早比晚高，因为到了晚上，鱼贩子急于回家。
除了农业、狩猎和捕鱼等主要活动外，非洲人在前殖民时代还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业活动，如织布、制陶、铸铜以及铁、金、银、铜和锡的开采和冶炼。在贝宁，“玻璃工业取得了非凡的进步，”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在《前殖民时期的黑非洲》一书中写道。在尼日利亚，“布料工业是一种古老的工艺，”理查德·奥拉尼扬（Richard Olaniyan）在《尼日利亚历史与文化》中补充道。卡诺（尼日利亚）在14世纪以其精致的靛蓝布料获得了历史上的显赫地位，这种染布被用来和北非货物进行贸易。甚至在棉花被人发现以前，其他材料已经被用来做布料了。例如，伊博人用树皮纤维做布料。阿桑特人也以其树皮布而闻名。
启动资本金
为了获得商业运作的初始启动资本金，非洲土著借助于两种传统资金来源。一种是“家族式累积基金”，每个大家庭都有一笔基金，家庭成员可根据各自情况向这个基金缴款。在加纳从事拉网捕渔业的塞维人渔民中，“家族式累积基金”被称为agbadoho。会员们从这项基金里借钱购买渔网并偿还贷款。
第二种资金来源是在整个非洲普遍存在的循环信贷计划。它在加纳被称为susu，在约鲁巴被称为esusu，在喀麦隆被称为tontines或chilembe，在南非被称为stokfel。一般来说，一群人，比如说，10个人，每个人会向一个基金捐献100美元。当基金达到一定数额——比如1000美元——时，基金就会依次将这笔钱交给成员，由他们把现金投入到一项致富项目中。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就是建立在这种循环农村信贷计划的基础上的。
从这些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润是私有财产——被保留作商人的财产，而不是被酋长或统治者据为己有。传统的做法是分享利润。根据20世纪初加纳可可种植户设计的abusa计划，净收益分为三部分: 1/3给农场主，1/3给雇佣劳工，剩余1/3留作农场维护和扩张。在较不常见的abunu制度下，利润在所有者和劳工之间平均分配。这种利润分享方案的各种变体，已从农业扩展到商业和渔业。
在经济生产中，酋长和国王几乎没发挥作用。他们的传统作用是创造一个和平环境，促进贸易和经济活动的蓬勃发展。不存在部落的政府企业。彼得·威金斯（Peter Wickins）在《非洲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Africa）中写道，非洲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生产没有直接干预。”事实上，在殖民时期以前的非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一种例外，而不是惯例。正如罗伯特·贝茨（Robert H. Bates）在《非洲农村政治经济学随笔》（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殖民时代之前的非洲，各国支持专业化和贸易；他们终止纷争；它们提供和平与稳定，为私人投资创造条件（…）通过这些方式，这些国家确保了其公民的繁荣。”
农业生产者的资本主义
上述制度可以称为“农民资本主义”。它与西方资本主义有两个不同之处：
首先（如上所述），经营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
其次，利润共享。
无论如何，家族可以自由地从事任何它所选择的经济活动——无须在酋长宫殿前排队等候，以获得贸易、捕鱼或织布的许可。如果一种职业或一种行业无利可图，非洲人就会转向更有利可图的职业或行业，并始终享有这种经济自由。
按照现代说法，那些凭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被称为“自由企业家”。根据这个定义，加纳的肯特人织工；约鲁巴人雕塑家；金匠、银匠和铁匠；各种本土匠人、商人和农民都是自由企业家。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都一直都是如此。马赛人、索马里人、富拉尼人和其他为了寻找水源和牧场而长途放牧的牧民也是自由企业家。长途跋涉买卖大宗商品——一种冒险经济投机活动——的非洲商人也是自由企业家。大家庭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保障和跳板，使他们能够启动和承担与创业活动相关的风险。如果他们失败了，大家庭的体系可以支持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对同样的制度负有某种义务。
殖民统治下的土著非洲
当非洲被殖民时，西方列强试图控制当地的经济活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地人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生意。在西非，欧洲人的定居点局限于城市飞地，农村地区几乎完好无损。在非洲中部和南部，情况稍有不同。在利奥波德国王统治下的刚果，对当地人的掠夺和野蛮暴行无需赘述。在气候更适合欧洲人定居的南部非洲，原住民土地广泛遭到没收，被迫流离失所者众，他们的行动和居住地点受到限制。
尽管如此，尽管困难巨大，当地人还是可以开商店与欧洲公司竞争。许多人这样做，并取得了成功。在殖民时期，存在富有的非洲店主、木材商人、运输商和农民。由于有机会获得资本，非洲当地人显示出自己有能力与外国人一争高下。
农业生产者繁荣的黄金时代
1880-1950年这段时期可被形容为非洲农民繁荣的黄金时代。尽管殖民主义令人反感，但一个很少有人承认的好处，就是给非洲带来了和平。奴隶贸易和资源争夺，使殖民前非洲的许多部落战争趋于白热化。19世纪40年代奴隶贸易的废除消除了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欧洲工业革命服务的经济作物的引进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此外，基础设施的基本形式（公路、铁路、桥梁、学校、邮局等）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这极大地促进了货物和人员的流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例如，博阿恩（A. A. Boahen）在《西非历史话题》中写道：
“法属西非棉花出口量从1910-1914年的平均189吨上升到1935-1939年的49.5万吨，咖啡出口量从1905年的5300吨上升到1936年的49.5万吨。仅从塞内加尔出口的花生数量就从19世纪90年代的50万吨增加到1937年的72.3万吨。然而，最成功的故事是加纳的可可生产，出口量从1881年的80磅上升到1901年的200万磅和1911年的8890万磅。这使加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可可产量持续增长，直到1936年达到创纪录的30.5万吨。”
非洲原住民用来创造繁荣的经济体系是他们自己的体系。除了在非洲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葡萄牙殖民地，种植园农业是不为人知的。可可、咖啡、茶叶、棉花等经济作物，是由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使用传统耕作法种植的。
最根本的一点是，非洲当地人拥有经济自由，可以自己决定种植什么作物，以及如何处理收益。正如两位南非白人弗朗西斯·肯德尔（Francis Kendall）和莱昂·劳（Leon louw）在《种族隔离之后:解决之道》（After teaside: The Solutio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部落社会的特征是自由，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南非黑人对自由市场的挑战反应如此积极，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在竞争中胜过了白人，尤其是作为农民。”但黑人的成功带来了悲剧性后果。白人殖民者害怕黑人的竞争:
“黑人是更出色的农民，还与白人农民竞争土地。此外，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也就不会到白人农场或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急需其劳动力的德兰士瓦省金矿工作。结果，一系列法律被通过，黑人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经济自由。这些法律的目的是防止黑人与白人竞争，并迫使他们加入劳动力大军。”
1869年、1876年和1884年，开普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地位法》（第一部种族隔离法），旨在保护白人农民免受黑人竞争的威胁，并迫使黑人成为雇佣劳动者，为白人农民工作。然后是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剩下的历史就众所皆知了。
后殖民时期的掠夺
20世纪60年代独立后，非洲各地原住民被那些功能意义上的或严格意义上的文盲领导人剥夺了经济自由。声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第一代非洲后殖民领导人大多采用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的对立面——作为他们的经济意识形态。
国家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扩散，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包括一些相当怪诞的例子: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在坦桑尼亚的Ujaama（“一家人”，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家族式社会主义”）；利奥波德·桑戈尔在塞内加尔（Leopold Senghor）将Marxism、基督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塞内加尔“黑人文化认同”等概念含混地融合在一起；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 Kaunda）在赞比亚的人文主义；马里恩·古阿比（Marien N 'Gouabi）在刚果（布拉柴维尔）的“科学社会主义”；卡扎菲在利比亚的“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主义”；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的恩克鲁玛主义（“良心主义”）；蒙博托·塞科（Mobutu Sese Seko）在扎伊尔的蒙博托主义；以及突尼斯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的布尔吉巴主义。
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其他国家，空闲土地以及“经济制高点”（战略性行业）被国家拥有。外国公司被收归国有，政府采取了过多控制措施，以确保国家参与经济。一系列国有企业纷纷成立，涉及行业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这种国家统制经济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外来的，无论在非洲哪个地方实行，无不遭到悲惨的失败。国家所有、控制和干预，从来不是非洲经济遗产的一部分。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当地人几个世纪以来从事的贸易和商业遭到迎面打击。在许多非洲国家，他们受到了挤压。事实上，曾有一段时间，萨赫勒和西非俱乐部的主管安妮·德·拉特尔（Anne de Lattre）在会议开始时说：“好吧，有一件事我们都赞成：私人贸易者应该被乱枪打死。”（West Africa, Jan.26,1987, 154）。在几内亚，在塞库·图雷（Sekou Toure）“非洲外装下的Marxism”的荒谬计划中，“未经授权的贸易成为了一种犯罪” (New York Times, Dec. 28, 1987, 28)。
在加纳，激进左派的罗林斯政权谴责本土市场是经济奸商和破坏者的巢穴。在1981-1983年期间，该政权对数百种商品实施了严格的价格控制。由于商人拒绝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阿克拉、库马西、科福里杜亚等城镇的市场被烧毁和摧毁。
2005年5月18日，津巴布韦再次在经济领域上演了疯狂一幕。在首都哈拉雷的一次警察行动中，手持警棍和防暴盾牌的准军事部队捣毁了街头商贩的小摊。《纽约时报》报道，“官方声明称，此次突袭行动是针对囤积商品的黑市奸商。”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称之为“Murambatsvina行动”，国有媒体将其翻译为“恢复秩序行动”，而在绍纳语中则翻译为“扫除垃圾行动”。在这项行动中，警察摧毁了34个跳蚤市场，收缴了约9亿津元（合10万美元）罚款，没收了约22亿津元货物。据新闻报道：“穆加贝总统将国家经济危机归咎于西方。”至少2.2万名街头商贩被逮捕，70多万人无家可归。
有哪个传统的非洲酋长或国王在做出这种经济上的疯狂行为，犯下这种文化上的背信弃义之后，还能保住首领的地位呢？显然没有。
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传统经济体系是没有任何错处的。独立之后，领导人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只有博茨瓦纳做到了这点。（参见本号文章“博茨瓦纳的繁荣表明：肤色不是问题，观念才是问题”、“南非发生动荡，为什么邻国博茨瓦纳却享有繁荣稳定？”）但绝大多数非洲领导人——各式各样黑皮肤的新殖民主义者、把存款放在瑞士银行的“社会主义者”、江湖骗子般的革命者和像鳄鱼一样残忍的解放者——反而面向国外，模仿各种各样的外来做法，然后强加给他们的人民。
他们吸取教训了吗？迄今为止，好像并没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