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陆续翻到了几本32K的插图本故事书,出版的年代大致都在文本阅读的黄金时代,尽管插图形式有别,但是几本书里的插图的连环画性质都比较明显,都是伴随故事进程的有连续性的较为密集的“图解”、“图说”;都洋溢着一种普遍可安详于图书阅读的时代里的悠然趣味。细细看来,很有意思。
《炼印》,于人撰文,董天野绘画,四联出版社1955年3月第1版,定价二角二分,32K,右翻竖排,一页一图,60面30幅图,带边框。是根据同名闽剧讽刺喜剧改写(同时采用了婺剧《双按院》的某些情节)的故事,说一个公差假扮成巡按为民作主、平反冤案。这个故事中,在虚拟的青天大人那里获得意念上的满足的自我安慰的性质是很明确的,画面上的舞台演出的成分不小,但是因着绘画而不是舞美设计的优势,可以尽情地将山水树木、屋宇物用之类的空间细节一一演示,显得逼真写实,连贯有趣,加之插图很多(一页一图),形成了一种与文字并行的连环画结构;甚至虽然开本是32K,但是画面也还依旧是64K大小。
《匡秀才》,今周节改(考虑是“节选改编”之意),未署绘画者姓名。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5月第1版/1957年12月第3版,定价一角六分,32K,插图十幅,带边框。是《儒林外史》里的一段故事,画面保持着文革前古典题材的老连环画的严谨与周详,虽然总得来看画幅较少文字较多,但是依文看图或者依图看文,互补的换文性质还是很明显的——单纯看文和单纯看图都没有这样连图带文一起阅读反复把玩的乐趣。
《杏花塘边》,山西运城县文艺创作组编,夏书玉绘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第1版,定价一角一分,32K,大小插图24幅,无边框。说的是红小兵抓阶级敌人的事情,插图不仅写实,还有装饰作用,琐碎的单个的人物或器物出现在文本的各个不一定的角落上,使整个文本出现了一种空间演绎的自由感。
《芙瑞达的命运》,于土写,罗宗海绘画,中少社1979年7月第1版,定价一角九分,32K,大小插图27幅,无边框。讲述外国孩子的悲惨命运,对照着说明我们自己生活的自由和幸福。故事在今天多少已经有了点不合时宜的可笑,但是却也正因为这种可笑而有了留取愚昧以资后鉴的意义,加上插图的精彩而得以拥有一种被收藏的价值;它的构图形式介于前述两本古典题材的作品的严谨与《杏花塘边》的自由之间,没有边界的图象也力图营造整个文本上的整体感,但是画法又是严格写实风格的。
这几本书,观察细微,构图精致,多寡适中,紧贴原文,虽然多是黑白勾线,但是与现在流行的以形式为主、甚至将图与文截然分开的时尚图文书相比,无疑更符合货真价实、言之有物的欣赏原则。
在过去了几十年以后,甚至在内容早就不新鲜了的时候,它们还因为插图的价值而具有被收藏的品位。它们因为有连环画式的十几幅甚至是几十幅插图,而增色,而增值,使它们在过去了几十年以后依旧葆有很高的收藏价值。那些带边框的画面不仅不显得呆板,还仿佛是一个一个的通往过去通往历史的窗口,似乎真得就能让阅读者由此窥见已经逝去了的真实;那些不带边框的画面则很好地和文字融合,形成了一种充盈了整个文本空间的立体感。
几本书的跨度有三十年,其实即使在历史又过去了三十年的今天,人们对图画的兴趣也始终未曾消退。这可以从始终与文字书籍并行不悖的带图画的书籍的出版结构里窥见一斑:文少图多的连环画——又有文字又有图画的插图本——文字减少图画增多的“密集插图”本——文字奇少画面奇多的形式主义的图文书……
相对于多媒体阅读的花哨与喧嚣来说,作为一种安静的文本形式,书籍之中的文与图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古老的存在了。适度的插图,为想象提供了起飞的基础,为文字的幻想空间提供了线索;那些和文字紧紧地挨在一起的图画,仿佛是文字本身洞开的一个窗口,阅读文字之余反复体会那窗口里的细节,你就可以顺着一根依依荡荡的柳条或者两只已经飞到了窗角位置上的鸟儿作白日梦一样的漫游。
图文搭配合适的插图本,不像完全把内容占满的连环画那样把思想圈定在既有的画面里,甚至以尽量少的文字作彻底的图象依赖,而是文图适度结合,把文和图两种表达与关照的方式的优点都发挥了出来。一方面要求插图精致,细节逼真,一方面又要求文与图的搭配有一个适度的比例,太少了不解谗,太多了又喧宾夺主,侵占了文字的空间,淡化了语言的力量。这种适度的掌握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一门不可重复的微妙之学。如今的社会,图文书大行其道,仿佛是现代人突然有了看图的生活节奏与兴致,于是乎“读图时代”、“图行天下”之类的口号漫天飞,很快就使所谓的图文书流入了形式花哨内容空泛的泥沼,成为卖不出去的垃圾。究竟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度,这个图与文搭配的艺术不是随便什么作书人都可以驾轻就熟的。
回看过去的这几本图文书,也只能是感慨人家的成功,把玩人家的艺术,享受人家恒久的魅力。即使在图文搭配这样一个细节上,艺术之需要创新、之需要分寸把握、之不可盲目重复等等原则,亦或真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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