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暮春的夜晚，搬家之后，厢式货车走了，将一个工人和我一起放在了公交站附近。
在等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聊天。这位大同老家的高姓搬家工人，1971年出生。为不能回老家照顾自己的后爹而心里很惭愧，他说他十五岁后爹就到了家里了，和亲爹没有太大区别。
他白天干点零活，晚上跑出租。老婆是宁晋的，结婚时人家没有要彩礼，觉得对不住人家，亏欠很多。
他将这些缠绕的家事讲今天的雇主，让我很觉着亲近，完全没有陌生人之间的、经济雇佣关系里的那种近乎天然的隔阂。好像已经突破了劳动关系而进入到了友谊阶段，当然这样的倾诉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熟人不好说，却尤其可对陌生说的一种表达。因为人总归有表达的需要的。
该上公交车了，我发现自己没有带着口罩，按照限行规定这是不允许上公交车的。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掏出一卷手纸来，撕下来一段，两边各挖一个洞，将洞套在我两侧的耳朵上，于是白色的手纸和白色的口罩一样戴到了脸上。
车来了，司机伸手测温，果然不细看口罩的质地，我们很顺利地上了车。口罩的形式有时候比口罩的实际作用更重要，形式有时候比内容重要。
上车以后我们坐在车厢两侧的单独座位上，中间隔着空空的车厢，他继续表达着他不能经常回去看望老人的巨大遗憾。我的手纸口罩因为自己感觉有点奇怪、不妥，很快便从一侧的耳朵上摘了下来，就那么挂着，点着头，听他说话，为他的两难而发愁，为他的深情所感动。
一直到下车的时候才又挂到耳朵上，
下车的时候一再互道再见，不过在再见的间隙里他还在讲着自己不能经常回老家、不能经常陪伴老人的莫大遗憾。
下了车才意识到互相没有留电话，更别提扫码微信了。也许正是这样才没有影响他倾诉的真诚吧。我们说了很深入灵魂的话，我们却依旧还是陌生人。一直到下次重新遇到，相信也会和老友重逢一样回忆起坐这趟公交车的经历。
当然在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那样的机会基本上是不会有了。大家都是在人世之海中起伏的小小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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