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圣女贞德”的镇江女孩杨惠敏

正逢8月13日，恰巧丹徒宜城街道的杨华林老师也在跟我联系搜集杨惠敏的资料，据了解杨惠敏1915年3月6日出生在长山村，《杨氏宗谱》、《四知堂》等村志上还有一些记载。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杨惠敏为四行仓库守军冒死献旗的壮举，成为中华民族不屈抗战的象征。

看过一段视频，正是杨惠敏亲自讲冒死送军旗的往事。

在这段自述中，年迈的杨惠敏还是一口镇江话，今天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关于这位镇江女英雄的故事：

媒体曾大幅度报道过杨惠敏

冒死送旗的女英雄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一场被“直播”的战斗。

1937年10月27日晨2时，中国守军72军88师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奉命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进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作为掩护部队撤退之所。

苏州河的南岸，四行仓库的对面，正是上海的公共租界，战斗当天，大量民众和各国媒体，甚至包括英国军队，都成了隔岸观战的观众。

在四行仓库的诸多传说中，女童子军镇江女孩杨惠敏献旗可以说是最传奇也是最振奋人心的故事。

不过即便在当时，对于献旗的经过和细节也是众说纷纭。

杨惠敏，江苏镇江人，据她自述：1937年8月初她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工厂已经停工，她便满腔热血地加入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参与难民服务工作。

回忆录中，杨惠敏称：10月26日晚，她说服英国士兵，成功进入苏州河北岸租界，并在一名中国办事人员的帮助下，进入了西藏路上的英军碉堡。

在与碉堡英军士兵的对话中，杨惠敏惊讶地发现还有一批中国军队死守四行仓库，并得知他们需要粮食、弹药和擦枪油。天亮后她骑着一辆脚踏车，一个人到市商会去找商会会长，但会长王晓籁并不相信一个女童子军的消息，于是27日晚上杨惠敏再次穿过新垃圾桥，来到桥东的茶叶大楼，找到了万国商团俱乐部里的电话机管理人，在其帮助下修通了四行仓库的电话机。在天快亮的时候，杨惠敏“把事先抄好的市商会电话号码包好，丢进四行仓库，叫他们直接打电话向市商会求援”。

在收到孤军电话后，王晓籁亲自邀请杨惠敏一同去送物资。在随后的庆功会上杨惠敏提出四行仓库上应该要悬挂一面象征民族精神的国旗，王晓籁非常赞同，“立即拿起电话，定制了一面十二尺见方的国旗，酒席还未散，那方美丽严庄的国旗已送来了。”杨惠敏自告奋勇，接受了向孤军送国旗的任务，她将国旗裹在内衣外面，再套上制服，入夜后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附、上官志标副团长、杨瑞符营长，还有好几个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我。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晋元）他立即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

书中将献旗经过绘声绘色地道出，充满了传奇色彩。

但无论是献旗的准备、时间还是内容都与其他报道记载有较大差异。

曹志功的《杨惠敏渡河献旗之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八百孤军固守四行仓库后，某日上午我忽接得一电话，谓系四行孤军打来，对方自称谢晋元，谓该军拟在所守仓库之屋顶上悬一中国旗，以示与附近太阳旗有别，唯库中无较新者，嘱设法送一新旗去。……大约当日下午三四时，厦门路一收容所（记得系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所办）来一电话，谓有一人渡河至该所，自称系四行孤军派来，询问商会地址，并要一国旗云云。我即请其派人陪同来会，未几即由一女童子军陪一便衣大汉前来。晤谈之下，始知女童子军名杨惠敏，系某校童子军团派往收容所服务者。

在叶春年的《给四行孤军送旗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那天午饭时，另有泥城桥附近学校童子军团有一位女童子军名叫杨惠敏，曾与仓库守军接触并且传递过去一面国旗，她亦来商会说该旗尺寸较小。……不多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即装了十几个大麻袋。用牛皮纸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国旗，再加上旗绳，我特地回家把家里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宁波路战时服务团团部。

当天晚上并无月光，深夜十一点钟卡车出发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桥，……车上除驾驶员外，我和何惠祥等六位团员，还有童子军理事会赵邦镛郑炅樟，立报馆白广荣。到达泥城桥东面小横路口卡车停下。……我们暗中摸索稍靠桥南远处几只电灯光源。我第一个匍匐蛇行横过桥面到达仓库旁边一家小烟纸店，卸去一块排门，店堂内墨黑。有几个士兵立在柜台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竹竿之后，用粗长麻绳将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资由几个童子军拖着拖到店柜边上运进去。……因为麻袋装物太多，笨重异常，故而动作快不出来，等到全部送完搭车回到团部，已经半夜二时。

杨惠敏我就在那天见到她。她虽不是我们团里的团员（我团没有女团员），但她那时也参加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她有一个臂章是第四十一号。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但是她那天在桥堍和那里守军联系亦属实（是守军过桥来联系还是她过去我不清楚，因此无法说明）。她那时自己说十七岁，有人说她二十几岁。

杨惠敏献旗是事实，但渡河献旗可能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进行了夸张性的宣传。

杨惠敏还带回一份四行仓库守军人员的名单返回公共租界，当时名单上共有800个人名，因此被称为“八百壮士”。

但这份名单是为了迷惑日军而临时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守卫四行仓库的只有约四百名守军。

但八百壮士称呼已传开，不久后，《歌八百壮士》唱遍中国：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杨惠敏和四行仓库上的国旗。

1937年10月29日晨，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在遍布着侵略者旗帜的上海，这面旗帜格外醒目。半个租界的群众都疯狂了，苏州河畔挤满了观旗的人群，连许多外国人也为之动容。

一名英国军官甚至在河畔集合部队，下令部队举枪向这面国旗致敬。

上海市民隔苏州河关注四行仓库战况（上海市档案馆藏）

当天的上海《申报》这样写道：“晨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对向“四行孤军”献旗的女童子军杨惠敏的访问记，出自期刊《妇女共鸣》。

孤军用四天四夜死守告诉国人，中华不亡，孤军无败。

上海市民捐给四行孤军的物品（上海市档案馆藏）

杨慧敏与她护送的中华民国国旗（资料图片）

少年游泳健将

杨惠敏出生在镇江丹徒的长山村，幼年时，父亲进城，担任了镇江润州中学传达室的校工，她也随父亲进了城。

润州中学是传教士兴办的洋学堂，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也曾在此任教，当时的润州中学是男校，除了女教师之外，校园里就只有这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杨惠敏。男生们在课余时间，都愿意同小惠敏嬉戏，小惠敏也从这些大哥哥那里学英语和各科知识。

在看着杨惠敏长大的润中男生中，许多人成为以后的知名人士，这其中就有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作家叶灵凤、中国面粉大王杨管北、香港中业学院院长成庆生、国际著名法学家杨兆龙、中科院院士戴安邦、物理学家束星北等。

在杨惠敏少年时期的玩伴中，还有一位比她小一岁的润中男生陈怀民，因为喜欢游泳，两人关系很好，杨惠敏的游泳水平很让陈怀民佩服，两人可以称得上青梅竹马。

1929年，润州中学解散，杨惠敏去上海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上海美的糖果公司做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惠敏加入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成为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41号队员。

最初，杨惠敏分在前线救护组。白天，她在医院里为伤兵护理，写家书、讲故事、缝补衣服，晚上则去商行劝募。10月，杨惠敏开始担任难民服务队的小队长，率领两女四男6名童军，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厦门路东端的尼姑庵里，为一千多名难民服务。

战火中的四行仓库

正在进攻的日军士兵

1937年10月31日，“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

朦胧圣洁的爱情

四行仓库战斗结束以后，杨惠敏这位花季少女，也因冒死献旗的壮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传奇人物。

29日这天，她的事迹和照片占据了上海各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良友》画报还把她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1938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问世，由袁牧之扮演谢晋元，著名女星陈波儿扮演杨惠敏。

杨惠敏（左）与陈波儿（片中杨惠敏的扮演者）。

此时，杨惠敏更是出尽风头，影片放映期间，她多次受邀作游行宣传。南京沦陷之后，杨惠敏被召往战时首都汉口。在汉口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宋美龄的召见。蒋介石甚至也安排了接见杨惠敏的时间，只是因为她睡觉睡过了头，误了轮渡，才最终没有见成。在宋美龄的关心下，杨惠敏被安排到了空军俱乐部，负责管理图书。

1938年，杨惠敏（右一）与冷雪樵（右二）等合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武汉，杨惠敏意外地和少年时的玩伴陈怀民重逢，这时的陈怀民，已经是一名空军少尉飞行员，而且两个人住的地方并不远，但是，两个年青人仍然如同当年在镇江一样，始终没有互诉情愫，也许是杨惠敏身上炫目的光环，两人的关系始终没有再发展一步。

1938年4月28日，是陈怀民牺牲前的最后一天，也是杨惠敏与陈怀民此生相见的最后日子，他告诉她，明天，他将去执行飞行任务，而她告诉他，空军俱乐部要改建，设施会更完备，她等他下次再到汉口休整。

在向陈怀民最后告别时，杨惠敏特地穿上了一身女童子军服装，这个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裙子的大女孩，在这一天，却破天荒地穿上了一件长裙，充分衬托出了杨惠敏女性的修长和妩媚。她并不想在公祭仪式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仍然有许多人认出了她。从众多政要跟她所拍的合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美丽女孩的身影，左胸前佩戴着一朵白花，神情又是那么地憔悴和感伤。

她欲说还休：“陈怀民是我儿时的朋友……”

但她还是把她最美丽的身影，呈现给了她唯一公开承认的“儿时的朋友”。

杨惠敏和张治中的合影，穿了这条裙子。

中国的圣女贞德

作为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于1938年8月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华沙镇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在美国，杨惠敏在华侨界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

会议结后，中央财政部又电汇500美元资助她继续旅行，以宣扬国威。杨惠敏此后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两年内，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在欧洲的旅程中，包括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德国元首希特勒、荷兰女王都曾接见过她。特别是希特勒，把自己身上的勋章拔下来别在杨惠敏身上，对她说：“你就是德国男女青年的榜样！”

杨慧敏（资料图片）

欧洲之旅结束后，杨惠敏回到重庆，一位美国侨胞帮杨惠敏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与奖学金，为了凑路费，杨惠敏居然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他申请政府资助。

在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给她，拿到支票后，杨惠敏决定启程前往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

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她辞行，宋美龄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应三思而行”。

杨惠敏出席世界学生大会

香港的地下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正在香港的杨惠敏沦为难民，留学计划落空，只好再次转回大陆，在广东曲江县，杨惠敏认识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曲江接待站的主任陈志皋和黄慕兰夫妇，黄慕兰曾是中共党员，后奉命转至秘密战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中共工作。

在曲江，陈志皋邀请杨惠敏参加地下工作，负责秘密接运困滞在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陆的任务。

随后，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陆之间，负责联络梅兰芳等爱国文化人士，先后被她接回的要员有40余人，如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

1942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赈济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嘉奖，陈志皋担心杨惠敏暴露被捕，通知她回到大陆，但她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但是，就是在与影星胡蝶的联络过程中，杨惠敏经历了她人生的另一重大转折。

身陷囹圄

胡蝶，年长杨惠敏7岁，16岁时，胡蝶即出演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孤儿救祖记》，从此以后，胡蝶成为众人热捧的电影皇后。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胡蝶和丈夫潘有声避居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为了表达自己对残暴日军的反抗，她把香港投降日称之为又一个“蝶耻日”。

日军占据香港后，为了利用中国名人出面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方重金邀请胡蝶出演《胡蝶游东京》，但被她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严正拒绝。

杨惠敏按照地下组织的指示，负责安排胡蝶回内陆，离港前，胡蝶把自己的衣物、行李约30口大箱交给杨惠敏代为护送。杨惠敏见要护运的行李太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来走，结果这批“行李”却因太惹人注意，在广东东江一带被土匪抢去了。

据胡蝶称，她行李内有自己的名贵衣物、首饰，还有各国名人朋友的照片、题字等，价值达几十根金条。但黄慕兰后来在自传回忆，这些'行李’之中，绝大部分是重庆高官的家属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

胡蝶听说行李丢失后，又急又气，还大病一场。而当时，军统局长戴笠正在疯狂追求有夫之妇的胡蝶，胡蝶乘机向戴笠抱怨行李丢失一事，权倾一时的戴笠便下令将杨惠敏关进重庆渣滓洞。

据当年因违反“纪律”，被拘押在渣滓洞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工运小组组长王仁德在1985年写的材料说：“杨惠敏在渣滓洞经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经过长期的审问，杨惠敏始终不肯承认强加给她的通敌罪名，戴笠只好给杨惠敏扣了个泄漏军事机密、有通敌嫌疑的帽子。

不过特务也没对她太过分，一来她是举世闻名的抗日女英雄，又是蒋夫人的红人。于是这个案件一拖再拖，一直没有结果。1943年，杨惠敏案件查清，证明她没有盗窃行为。但戴笠一直没释放杨惠敏。此后杨惠敏分别被关押在息烽、渣滓洞等等地方，失去了人身自由。

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失事，杨惠敏才被放出。

胡蝶（资料图片）

在台北的最后岁月

杨惠敏出狱后，身心受到创伤，一直郁郁寡欢。

1946年，杨惠敏回到老家镇江。1949年移居了台湾，定居在台北，此时，杨惠敏已经心灰意冷，当年作为抗战英雄的一幕已经如同梦境一般。

到了台北以后，杨惠敏经人介绍，与年过花甲丧偶的台大体育教授朱重明结婚，先后就职于台北女师专（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学校，以教授体育为生。

为了不被人认出来，杨惠敏改名杨希贤，绝口不提往事，也坚决不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救济，连她的两个儿子，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小学课本里冒死送旗的女学生。

1975年，台湾电影界以四行仓库保卫战为题材，拍摄了电影《八百壮士》，电影中，由柯俊雄饰演谢晋元，林青霞则出演杨惠敏。

林青霞回忆道：记得开镜那天，许多当年的女童军穿着童军制服到现场，年龄大约都在六十左右，杨惠敏精神奕奕地走到我面前，她很怀疑这么瘦小的我能不能胜任勇敢的女童军（五呎六的我当时还不到一百磅）。她用她那又粗又大的食指一边大力戳我那满是排骨的胸膛一边说：“你要硬起来！知不知道！你要硬起来好好地演。”我被戳得倒退两步，心想，她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看到自己的故事再次被放上了大银幕，杨惠敏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1975年，身着童子军服的林青霞与杨惠敏在《八百壮士》的开机仪式上。

林青霞和杨惠敏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连吃饭也困难。

1992年2月间，杨惠敏因突发的脑溢血中风而卧病在床，神智模糊，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77岁。

2015年7月，台湾方面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赠予杨惠敏两个儿子一幅签名的旗帜，算是给予杨惠敏一个非正式的荣誉肯定。

自1949年以后，杨惠敏再也没有回过大陆，回到她当年为之牺牲奋斗的国土，2000年，上海淞沪战役纪念馆开馆之前，馆方与杨惠敏的儿子朱复轰联系，希望朱家提供杨惠敏的文物以供收藏，朱复轰将杨惠敏生前所著的自传和编辑的画册提供给上海馆方典藏。

至此，杨惠敏才算是魂归故土，回到了她生前最高光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