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风、云朵、雨水、月光、河畔、鸟……还有合欢、金银花、艾蒿、沙枣树、芨芨草、马莲花、葡萄园……以及牛、羊、马、狗这些家畜，使人眼前不禁出现了一幅乡间图景。
倘若再加上贺兰山、黄河、红柳河、清水河、疏勒河、青海、西藏、下马关、六盘山镇、王团镇、腾格里沙漠、鄂尔多斯、同心县、隆德县、韦州、张掖、长安，甚至是远在天边的爱琴海、马儿马拉海、土耳其。这些地理名词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地图。而这些词语高频次、高密度地出现在一个人的诗歌作品中，几乎可以看作是解读这个作者的诗歌密码，这部诗集就是马占祥的《陌上歌》。
这些地理名词、风物名词，不禁让人想起了古老的“风雅颂”传统，将语言还原到了文明鸿蒙初开的状态，古老汉语刚刚诞生的混沌初开的洪荒年代。语言从万物的命名开始，具有天然的纯净、简约。海德格尔所谓的“澄明”“在者”。
使用这种语言写作，被说出的不是一个被观察体验以至于被表现的对象，更像是在通灵状态中的呓语。作者早已深深沉浸在那个被语言重新安置的世界中，并发出了初见文明奇迹的感叹。他的世界就是他的故乡。曾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审美体验仅仅是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一旦感到累赘缠身随时可以丢弃。即使在游历四方、冒险流离之后，他的世界依旧是守护性灵的神域。马占祥诗中偶然触及的城市，也仅仅是古代与现代的交汇。骨子里，他是拒绝体验现代城市的。城市对于他而言，永远是陌生、紧张、尴尬、不合时宜。作者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处的地域——宁夏、西北，而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少数民族诗人”，向猎奇的看客兜售宁夏、西北的神秘风物，满足更多的人的西域想象。
诗人的杰出或者说人们需要诗人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是否轻易赠给了奇风异俗、地域景观，而在于他是否挖掘了更高的审美，对于人类普遍性的对于生存、生活的独特体验与观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人类更为复杂的生活，即使他的诗歌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影响、联系。是的，河流、风、云朵、雨水、月光、河畔、鸟……这些词语经常出现在马占祥的诗歌作品中，但我们看不到他诗歌作品中那种猎奇、故作神秘或者更为素朴的情感。他的语言看似是西北风物的集合体，却又超越了地理、景观等等表象，超越了他所处的世界。
这种语言的来源既有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风雅颂”的吸纳，更有来自对传统哲学典籍、语言特征的领悟，正是这种特质使得马占祥超越了宁夏其他诗人，甚至超越了简单的乡土抒情诗歌。
当语言遇到了地理、地貌、动植物等等，语言本身就会出现对于事物命名的认知中，这使得语言本身总是先于诗人抵达感知与表达之间。换言之，回到命名源头的语言在去掉了诸多后加的包装、内设等等，更为直接地代替人自身说出了感知，因此，语言本身更像是横亘在人与自然、感知三重关系中的顽石。
语言，有待于诗人的想象性淬炼，那往往源自写作者在个人体验基础上的内在习惯的养成，并经过了观察、体验、表达之间的准确平衡之后，才会形成的封闭性的个人语言风格，它保有一种写作者个人的思维惯性。写作者往往需要在语言自身的真实和地域、地理真实之间频繁穿梭，对于“两种真实”在不同维度中进行取舍，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压力和能动性之间的个人互动行为。对于诗人马占祥来说，保持语言自身适当的平衡与统一就成了个人诗歌写作的关键点所在。他的语言也处在了古典气息与乡土、现代等等各类词语群的中间地带，这甚至影响了诗歌作品整体的长度和结构，因此，马占祥的写作几乎不涉及十四行诗、长诗或者古典式的绝句、律诗。
在古典主义写作回归现代诗歌写作的当下，马占祥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的新的诗歌写作可能性，在降低词语密度、容量的同时使用少量词语传递出更多诗意。此时，少即是多，短即是长。《说文序》中说：“文者，物象之本。”在古人看来，“物象”不仅是出现在诗人面前的山川自然、宇宙星河，也包括语言自身背后存在的“本”。这个“本”在诗歌写作中的涵义，大约可以借用德国评论家本雅明对于确定艺术价值的一种定义——即优秀的艺术作品具有“灵晕”。有的译者将其翻译为“灵光”，大意如此。这种语言的“灵晕”就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呼吸、气息，它跨越了词语的排列、组合，也远远不是如今发达的诗歌修辞所能概况的，更像是诗歌古老的秘密的之一——带给读者一种陌生感、错愕感，让读者可以重新感知早已熟透的世界，感受到其中焕发出的那种新颖。人们久久依赖于隐蔽的环境，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习以为常，以致感官麻痹，难以察觉环境的真实存在。而诗歌写作往往可以通过语言穿透“物象”，打破早已经被各种常识、思维禁锢的庸常自我，唤醒、重启感知之门。这种语言之间的气息、呼吸超越了“物象”自身，也超越了视觉、声音等感官体验，使得诗歌本身获得类似通灵神器的效果，有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命力。
地理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世界的“物象”。在马占祥构造的文本空间中，地理名词高密度地出现：六盘山镇、王团镇、腾格里沙漠、鄂尔多斯、同心县、隆德县、韦州、张掖、长安，甚至是远在天边的土耳其……
每一个地名都指向其背后的地理学，无论自然的抑或人文的，客观的又或者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的。在诗歌中大量出现此类专有名词是危险的，因为每一处描写都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没有一个词语是轻飘飘的，每一个地名都在诗行间增添了负重。这些地名涵盖的典故、渊源并非“掉书袋”般简单罗列，而是经由诗人的巧妙编织，形成了一张细密的网，紧紧包裹着诗人马占祥作为旁观者所秉持的伦理精神。40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对包括边疆地区等等所有地域的差异性泯灭，正如麦克卢汉的预见：“由于电力使地球缩小，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因而，地理体现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尤为难能可贵。借区域的特性而展开的诗意也因此变得更加富有层次和质感。
从文化地理视角观察中国当代诗歌，在远离文化中心边缘区域的写作者携带了更多自然的气息而更富有诗意，还具有更符合当代中国现实经验的、更加平民化的文化观念，因而才更富有生长性。
尽管长期生活在大西北的宁夏，马占祥诗作中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事物，甚至是个人经验无可避免地打上了地方和空间的烙印。
然而，马占祥努力的方向正是要把自我的经验世界视为一种隐喻，视为观照世界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模式，直观经验在其中经过个人的修辞转换，以私人特征的时间感转化了空间感的事物——地理学。
在马占祥看来，地理与诗在词源上颇有渊源。地理学一词源于希腊文两个词语，其义为“大地”和“我写”。
在诗人马占祥的书写中，高频出现的“山”“河”一词是勾连起伦理与地理的最佳例证。“山”与“河”指城市之外的区域, 作为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不仅仅是地理名词，也具有文学和文化层面的内涵。与隐含着都市、发达、潮流、新鲜等等的城市之外的区域称为“山”与“河”，在人们视为落后、蛮荒等等之外，更有一种野性、无拘束、自然等等含义。因此，“山”与“河”概念的提出造就了一个“城市—自然”的参照系，突出了“山”与“河”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这些特质或习气往往意味着原始、鸿蒙初开式的原始生机，甚至自然本身蕴藏的价值观念。因此，“山”与“河”处于一种边缘位置，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意识、自然伦理层面的。
中国古典诗歌中，“山”与“河”除实际空间意义外，还具有象征意义。比如杜甫的文学作品中，“山”与“河”屡屡被提及，“山”与“河”不但与漂泊、动荡相关，更是与内心家国的沦丧，对于破败现实的无助相联，在空间意义上获得无限的延展性和重复性，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置于“山”与“河”的词语外壳之下，而这个外壳包裹着无孔不入的生活体验。
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山”与“河”相比，马占祥笔下的“山”与“河”蜕去熟悉的外壳，更加灵巧、温暖，充满个人的意趣。勾连地理与伦理的“空间”意象已然勾勒出马占祥的地理诗学的大致轮廓，而地理诗学的核心则在于马占祥特有的“时间感”。这种时间感往往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线型时间。
在马占祥作品中，有不少作品直接以时间名词作为诗名的作品，如四月、七月、五月雪、清明、傍晚、深秋等等具体的时间节点。还有大量作品是以时间作为叙述切口引入空间，比如《三月叙事》《孟冬谣》《庚子年，正月》《去年之词》《逆时光》《细雨已至》《薄阴天》《一个下午的章节》。这些作品中往往不再依靠线性的时间顺序，来叙述时间点对应的空间，而是多逻辑、多视角的语言铺陈，没有明显的语言内在演化逻辑，语言的重点放在了对应空间“物象”的挖掘，比如在《某年某月某日，夜晚读诗并记之》中：
某年某月某日
阳光忙着回家
月亮在暗处静静升起
我能记起的
至今却都像书本一册一册横竖码放在心里
有的厚，有的薄如蝉翼。
月亮，夜晚，回家，记忆，短短的词语叠置，使得所有的经历最终凝聚在记忆本身，而记忆本身也并非虚缈，而是具有了可以感知的形体，有了类似书本的体积、温度，产生了以连续空间场景跳跃去诠释绵延时间的特质。
苏联学者格·巴·查希里扬曾经在谈论电影时说过：“时间仿佛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一切空间展开的结构之中。”这或可以间接说明马占祥的时间观念，也是长期生活在“山”与“河”之间的人们的时间观念——时间流速极度缓慢，甚至时间是近乎静止的存在。当面临生老病死或者四季流转、昼夜交替等重大意外事件时，时间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特征。时间更多的是一种可重复的日常性，而“山”与“河”之间的特质就隐藏在这种日常性里。
与其说马占祥笔锋捕捉的是决定性的时刻，不如说是在缓慢的日常生活节奏下凸显每个时刻（哪怕是最琐碎的时刻）的重要性，表现的是缓慢节奏下的隐秘性细节的放大，这些被有意放大的细节往往早在那些事物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了，却被人们长期忽视。
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通过诗歌摆脱过去的重负和未来的希望，从而集中在现在——当下，这需要我们打开观看“山”与“河”的眼睛。在不停的空间场景转换中，马占祥将自己领悟到的，关于当下的感受逐一记录保存下来，转而用这些感受、领域去重新塑造一个崭新的“山”与“河”，重新赋予“山”与“河”新的灵魂。
解读马占祥作品的另一个密码是其作品中的的互文性。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认为：“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但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写成的。”可以说，互文性是解读马占祥诗歌文本的核心的问题，所谓“一首诗的最明显的文学语境就是其作者的全部创作。”
马占祥诗歌文本中汲取了历史古籍、古典文学等传统资源，借“互文性”的典故使诗的时空界限变得模糊——构造出一个陌生化的环境——让诗的联想自由往返于历史、让诗的语言“往事再现”并通过古典的内蕴发出悠远的回响。比如引入《庄子》的《六盘山镇》——
一座山自有它的高远想法
它的巨大影子下，
我临窗默读的书名是《庄子》，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
又比如《西安城》中引用的唐诗诗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别样红。”
这些诗歌文本之间既具有一种互文的互异性，也在彼此交织中彰显个人的风格与特性，形成一种区别于抒情、叙事、遣怀之外的复杂性。通过互文式的文体的交叉使用，实现了马占祥多角度全方位地、观察记录特殊时空的诗学主张。比如《异人》。《异人》既保有对逝去古人的追思，又有诗人个体与久远古人的对话，重现“山”与“河”曾有的特有情致。
异人
《博物志》说异人死去，
心肝不腐烂，
百年后化人复生，
……
我会“著紫葛”，
携酒上山，
说时下应有之景。
诗风轻盈、纯净，剔除了诗歌中的词语叠嶂的空洞，杜绝“以词生词、从词到词”的虚无表达。“异人”作为核心意象，不仅指涉对于古代——消逝的时空中独然孓立、踽踽而行的独立人格，更是指向了在当下时代洪流中的自己——“我”。“我”没有“复生”的加持，个人的身份、命运依然是自我永恒的追问。对于诗中的“我”来说，“异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此时，过去、现在和未来属于同一条河流，同时性地流动着，时间从来没有中断过，古代—现代与城市——“山”“河”的并列关系依旧突出，在时间的长河中，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过去一直存在，只是变幻了存在的方式。
诗人马占祥一直在试图参与对过去的重建，让过去与现在对话，从而消减快速的现代时间观给予个人的压迫。“我”的选择是寻求置入古代典籍中“著紫葛”，再度接续古老的传统，以对话的姿态——“说时下应有之景”，来修正写作和诸种传统间存在偶然的联系。那些风景，比如“山”与“河”，都是今天的“我”也曾踏足过的，从而实现了将现在与过去并置，“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新的时空关联使得语言本身也更加纯净澄澈，得以真实地映射世界，这成为马占祥一以贯之的诗歌追求，显现出了面对特殊空间——自然的理解，与马占祥的诗学主张暗自契合。
今天困扰绝大部分诗歌写作者的难题，是没有一个公允的评判标准，更难以有客观的尺度去裁定诗歌的孰优孰劣，从而让诗歌评论争议不断。
到底是诗人的无能，还是批评家的失职？归根结底，没有解答“何为诗”以及“何为好诗”两个核心的问题，当代诗歌写作及其批评因此陷入困境。艾略特认为，“在同一时代的最佳诗作和最佳批评之间具有重大的关系。批评的时代亦即批评诗的时代。”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
作为生活在大西北、宁夏的诗人，马占祥有着与与同时代诗人面临的“语言的原罪”，他忠于内心表达的欲望，以真诚而克制的诗行留下历史的言说。对于充满无限可能的汉语新诗，我们更期盼着它能够对语言本身作出一定贡献，使汉语的土壤更加肥沃，使词语更加轻盈活泼、富有生机。海德格尔认为，“虽然诗人也使用词语，但他不像通常讲话和书写的人们那样不得不消耗词语，倒不如说，词语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且保持为词语。”
在与发达的修辞和泛滥的抒情的格斗中，马占祥苦心孤诣地维系词语的阵地，固守他的诗学主张，这正是他试图打破固有诗歌写作陋习的一次努力。
作者简介：宁夏作协会员，宁夏作协诗歌学会会员，写作诗歌、随笔、乐评等作品，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写作诗歌、小说和乐评。乐评作品陆续在《通俗歌曲》《音乐生活报》《口袋音乐》》等音乐报刊上发表。随笔、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学作品散见于《黄河文学》《银川晚报》、《固原日报》、《今晚报》、《中国青年》、《时代人物周刊》、《山东广播电视报》、《中学生》等报刊。曾出版随笔集《第一套》（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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